市场原教旨主义在1980年前后大行其道，其时正值罗纳德·里根被选为美国总统，而此前不久玛格丽特·撒切尔被选为英国首相。他们的经济目标是取消管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以及提高国内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程度和激发企业家精神。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目标之一，而且在它的缺点显露之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错误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它至少在两方面是错的。第一，它深深误解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它假定市场会趋向均衡，而此均衡会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第二，通过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同，市场原教旨主义为追求私利者赋予了道德品质。
但是，如果金融市场并不趋向于均衡，私人利益就不会等同于公众利益。如果对之不加干涉，金融市场容易走向使社会分裂的极端。
而给市场机制赋予道德品质就更加错误了。市场的特质恰恰是它与道德无关——就是说，在市场价格中并不存在道德的考虑。这种超道德性正是金融市场之所以有效的原因之一。它允许参与者一门心思地关注自己回报的最大化，而不需要考虑社会后果。正是由于市场是超道德的，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如果没有对公共利益的关注，社会将无法团结。如果私人利益不能和公共利益等同，公共利益则必须在市场之外的途径中有所体现。
这里，我们必须把制订规则和在规则下采取行动这两者区分开来。作为市场参与者，只要我们是在规则下行动，就可以追逐自我利益。但作为规则制订者，我们将由公共利益引导——在一个民主社会，人们都是规则制订者。然而，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声称公共利益可以通过允许人们追逐自我利益得到最好的实现，就抹煞了这个区别。其结果不是完全竞争，而是裙带资本主义。有钱有势的人在享受他们的特权地位时认为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险在国际竞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国际金融制度的发展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并不同步。因此，我们从1980年以来就看到过数起国际金融危机。它们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相对不大，因为一旦危机威胁到我们的繁荣，美联储就会积极干预，但是其他许多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则一直都被毁坏着，有的还不止一次。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并不认为金融市场是天然不稳定的，以及市场越大就需要越强大的公共机构取维持其稳定，而是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谴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造成了不稳定。
IMF屈从压力所作的援助政策变更，间接提高了资本流向债务国的成本，从而导致了近年来资本从周边到中心的逆向流动。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超过4000亿美元即为其明证。这造就了另一个最终注定要破灭的泡沫，尽管其时间无法预测。最近美元走弱是一个凶兆，特别是当主要的替代者——欧元和日元——并不特别有吸引力时更是如此。巴西的金融危机更是危险。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巴西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巴西的债券现在以美元计算的回报率是20％，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么高的利率下生存。如果巴西失败，那么现在制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就失败了。全球金融市场创造了一个不公平的竞争场，不可能以目前的方式持续下去。
改革体制的需要是紧迫的。对那些不能得到私人贷款的国家，应当加强IMF作为最后借款者的作用；鼓励发展中国家从事更多的以国内为主导的发展，从而减少他们对美国领导的发展的依赖。这将要求范围广泛的制度变革，但现在没有迹象表明布什政府和其他经济的权威人士意识到这个需要——部分是因为他们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想是心存感激的。
在国际竞争中，就像在国内一样，市场原教旨主义假定集体性的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会产生经济稳定。但正如今天的混乱所揭示的那样，缺乏道德准则和社会关注——不管是在政府中还是会计师中——将产生巨大的不稳定。价值的形成和市场价格一样，也正是由反身过程实现的。正如我之前解释过的，和市场价格中存在的双向联系一样，价值和经济基础（公司和政府的经济表现）也存在着一个双向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