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fenggexue
[外文]：stylistics
研究语言的风格的学科，可分广义、狭义两种，且有古今之别。
狭义的风格学古已有之，即修辞学。在中国，对于语言运用之术早就有人注竟，所以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逞雄辩的时候，更是讲究说话作文的本领。研究这些问题，而在理论上加以总结的是5世纪的刘勰（约465～约532 ）。他的论著《文心雕龙》把文章按风格分为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体性》），并且进一步指出：“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将风格分成了两种对立的类型。
在西欧，古希腊的哲人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前 322）专门写了《修辞学》一书来探讨运用语言的艺术，其重点在于研究如何能打动听众，因此为作政治演说与法庭辩护的人所必读。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公元前 106～前43）、昆提利安（约公元35～约95）等人又进一步研究各种修辞手段的运用，从此修辞学成为西欧各国学校中的必修课，与文法、逻辑并列。其影响所及，凡上层人士而标榜教养，必注意言词的文雅与合乎身分，结果是矫饰过甚，套语层积，反成修辞之病。
突破传统的风格学格局而另立原则与方法的是20世纪的文体学，即广义的风格学。它以F.de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着重当代语言实例的收集、纪录与审辨，以别于传统修辞学之重古文范例与喜作规定。所谓广义，是指：
（1）研究的范围不限于书面语言，也扩充到口语，而两种之中，又各有若干类别，如书面语有法律文书体与私人书信体之别，口语之中课堂演讲体又迥然不同于电话问答体，此外旁涉广告，商品说明、科技报告、新闻报道等等实用文体。
（2）研究的学派众多。以欧洲而论，有以C.巴利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学派，研究全民语言中语音、词汇与句法手段的表达力；有以L.施皮策(1887～1960)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学派，致力于从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语言特点寻出共同的心理因素，可称之为心理文体学派；有以В.В.维诺格拉多夫等人为代表的苏联学派，在文学语言特别是普希金、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语言风格的研究上著有成绩；有以布拉格学派成员为主的东欧学派，其主要贡献在于区别语言使用上的常规与变异，以及如何以变异达成“突出”的效果；有在理论上着眼社会环境并在实践上建立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的以韩礼德为代表的英国学派。此外还有计量文体学派、数学文体学派等等。
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格学领域内更是活动频繁，新作迭出。对于若干根本理论问题，多数研究者已经趋向一致。归纳起来，他们的论点主要是：
（1）语言起交际作用，其功能有三，即：达意、对话与成章。
（2）由于交际的场合、媒介（口语或书面语）、对手、目的、内容等的不同，语言的运用也不同，因此存在着不同文体。
（3）语言里最常用的语音、词汇、句法项目是全民共用的，然而每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对这些项目常须作出不同的选择。选择的目的是适合。适合社会、文化环境的语言就是能达成交际任务的得力的语言。
（4）对于语言中一个项目的运用，有约定俗成的常规，然而在人们运用的时候，常对常规作或大或小的变异。
（5）变异可以是语音语调的，词汇的，句法的，也可以是艺术手法的，如比喻和形象的运用，如某些不常见的词或情景的猝然并列。即在语言现象完全合乎常规时，其出现的频率与分布的格局异常，也形成一种特殊的变异。
（6）变异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突出某一点（事实、思想、感情），有量的突出，也有质的突出。
（7）变异最多、突出最明显的是在文学文体里，在那里人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变异之道，人各不同，因此不同作家各有风格特色。
以上论点已经产生了实际效果。以英语为例，已有根据各种实用文体特点而开设的大学课程。口语文体的描述已有一套程序，方法也比较细致。另一方面，文学文体的研究也已见成效，前有R.雅柯布逊等对于诗律的探讨，后有G.N.利奇等人关于小说文体的著作。在作家语言的研究上，成果也陆续出现，其中韩礼德根据及物动词的用法与频率，阐明W.戈尔丁(1911～ )小说《承继者》的主题思想，更有创见。
由于风格学所牵涉的社会的、个人的、语言的、文学的、心理的因素极为复杂，关系到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理论、美学等其他学科，它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就是已大体解决的问题也还有争论，最大的争论之一在于文学风格学的地位。传统的文学批评家认为风格学对于一篇作品的分析失之于机械、烦琐，往往大费周章之后，结论肤浅，远不如文学批评之能一针见血，或虽自命为客观，其实仍是凭直觉去搜集语言事实作为证据。语言学界内部，则又感风格学不易捉摸，怀疑其是否有科学性可言。但风格学虽受到两面夹击，却仍然发展，原因是有此需要。人们对于语言的表达力以及如何达成各种交际任务是自古就注意的，对于作家的文章风格也是一直进行研究的。现在有了这门风格学，视野较广（看到整个语言，注意社会文化），立论较有根据（从语言事实出发，而不是纯凭印象）。几十年努力结果，已有一定的基本理论和成套的研究方法，使初学者有阶可循，使语言学家注意“变异”与“突出”，使文艺学家注意过去易于忽略的语言事实，确立了语言的运用必须适合具体场合这一对全社会有用的原则，应该说是已经另辟一个学术领域，成为兼有语言学与文艺学之长的综合学科了。
- 参考书目
-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32。王佐良：《英语文体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