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fengge
指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总体特点。就一部作品来说，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就一个作家来说，可以有个人的风格；就一个流派、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学来说，又可以有流派风格(或称风格流派)、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其中最重要的是作家个人的风格。风格是识别和把握不同作家作品之间的区别的标志，也是识别和把握不同流派、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区别的标志。
从汉语词义上看，“风格”最早是讲人，特指人的作风、风度、品格等，后来才用于文学创作。用“风格”来概括人的特点和文学创作的特点，大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开始形成比较系统的风格理论的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讲的“气”和“体”，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讲的“体性”，钟嵘在《诗品》中所讲的“味”，大都与风格有关。刘勰还开始正式使用“风格”一词来评论作家，他在《文心雕龙·议对》中说：“仲瑗博古，而铨贯有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翦，颇略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稍晚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也说：“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近实远。”他们所说的“风格”，已与现代的含义相近。
用人格来说明风格，在中国和外国都是通例，如中国古代所说的“文如其人”，法国布封所说的“风格就是人”（《论风格》）等。但不能绝对化。如清代学者纪昀在评论刘勰关于人心、情性等内在因素必然与其外在表现风格相符，即“表里必符”的命题时说，“此亦约略大概言之，不必皆确。万世以下，何由得其性情。人与文绝不类者，况又不知其几也。”现代学者钱钟书则认为：“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鲜先见之明。就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之人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之人秉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谈艺录》）由于伪饰，由于某些作家人格的两重化等创作过程中的复杂因素，风格与人格有时并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从根本上说，“文如其人”或“风格就是人”的命题，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形成作家艺术风格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主观因素（或称内部因素）和客观因素（或称外部因素）两个方面。风格就是在主观和客观诸因素的交互作用和统一中表现出来的。主观因素，是指进入创作过程并作为创作主体出现的作家的自身条件，包括作家的世界观、艺术素养、个人经历、禀赋、气质、学识等。这些因素本身并不就是风格，但它们却从各自的角度影响风格的形成。其中，世界观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从描写对象的选择，描写角度的确定，到作者所作的社会政治评价、伦理道德评价和审美评价等，都是在世界观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作家多方面的艺术素养，包括艺术鉴赏力和艺术地感受生活、捕捉形象和细节的能力以及艺术表现的能力，还包括文学以外的音乐、绘画、舞蹈等方面的艺术素养，也都是影响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
作家特殊的生活道路和遭遇，作家所经历的世态炎凉和离合悲欢，也都会在他的作品中留下印记，影响到他的创作风格。
至于作家个人的气质、禀赋对风格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更是早就注意到了。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就强调了“气”是形成风格的主要根据（见文气）。刘勰则进一步指出：“然才有庸儁，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他既不否认先天的气质，又提出了后天的陶染，并把“才”、“气”、“学”、“习”作为影响风格的四个要素，用来说明创作上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的形成。
除了主观因素外，风格的形成还要受到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影响。所以鲁迅说，风格“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所谓“因事而异”，是说描写对象（即题材）因其特点和性质的不同，而影响到作品的面貌。描写壮美的事物，不能以柔媚的笔调临之；描写可笑的事物，也不能以庄重的笔调临之。描写对象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对风格的制约，反映了生活源泉对创作的决定作用。所谓“因时而异”，是指外部的具体时代条件和历史环境等对作家艺术风格的影响。由于作家的创作总是在特定的时代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所以活动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在风格上也会带有不同的时代印记。如古人所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大序》），就说明了时代社会因素必然要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此外，各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心理素质等，则会影响到民族风格的形成。
上述影响风格形成的诸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要是从创作内容方面着眼的。但风格并不仅仅在于内容，而是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中表现出来的。因此，不仅一些形式方面的因素如体裁、语言等，而且艺术方法、写作技巧等都会对风格的形成产生影响。《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心雕龙·定势》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覈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就说明了不同体裁对于风格有不同的要求。而不同的语言特点，则既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又是风格的重要外在表现。语言风格是创作风格的重要方面。至于采用不同的艺术方法，对于创作风格的影响更为明显，浪漫主义作家与现实主义作家通常都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由于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创作风格上的千差万别。刘勰曾把风格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类，遍照金刚分为六类，司空图分为二十四类，无论哪种分法，都是不能穷尽的。从理论上说，风格的差异应该是无限的。
独特的创作风格，是作家在艺术上成熟的标志。形成风格的诸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形式因素等，只有通过作家的艺术实践，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统一在一个稳定的风格整体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有了这个比较稳定的风格特点，作家才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面貌，从而和其他作家区别开来。
作家独特风格的形成，固然有所师法，有所承传，但更重要的是独创。风格上的独创性，就是要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通过辛勤的探索，积累和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特点。
风格的稳定性和变动性，是研究风格问题的一对重要范畴。风格的稳定性，或相对稳定性，是指一个作家的主要风格特点一旦形成，就常常贯穿在这个作家创作的许多阶段和诸多方面。风格的稳定性多半和作家的性格、秉赋、气质等关系较大。此外，民族风格、民族传统，特别是民族性格、民族形式、民族语言这些因素的制约，也常常是形成风格稳定性的重要方面。风格的变动性主要是指风格的发展。作家创作风格的成熟，往往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使已经形成了自己独创的风格，它也不是僵化的，而是随反映对象的不同，写作时具体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心境的不同，还会有所发展变化，显出阶段性来。
风格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是研究风格问题的另一对重要范畴。就同一作家而言，风格的一致性也主要来源于作者的人格、个性、气质等因素，它又常常与风格的稳定性相联系；风格的多样性则主要来源于描写对象的差异，也与作者通过创作活动而物化在对象上的主观情感的不同侧重面有关。所谓一致，是多样性的一致，是异中之同；所谓多样，则是一致中的多样，是同中之异。如杜甫的基本风格是沉郁顿挫，这个风格特点差不多贯穿了他一生几个主要创作时期的始终，表现为稳定性和一致性；但从诗人创作所涉及的广阔范围和不同的主观色彩来看，它又表现出变动性和多样性。王安石说:“至于杜甫，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统帅者；有奋迅驰骤若覂驾之马者；有淡泊娴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就指出了同一作家风格的多样性。
在文学史上，人们常常把风格相近的作家，放在一起称为流派（见文学流派）。比流派风格范围更大的是时代风格（或称历史风格）和民族风格。时代风格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这个共同特点使这个时代的文学与其他时代相区别。民族风格是每个民族在文学上所表现出来的与其他民族文学相区别的独特点。从一个民族的范围来说，民族风格更多表现为相对稳定性的一面（当然也有发展，只是较缓慢）；而时代风格则表现了这种民族风格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性，更多地表现为变动性的一面。然而，无论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还是流派风格，归根结底都要由这个民族、时代或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个人风格来体现。所以，对个人风格的研究是风格理论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