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的方法也是新理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负的方法”就是直觉主义的方法,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负的方法的实质,就是不说它,因为有些哲学的对象是不能够说的,很难用日常语言表达清楚,但是哲学又必须表述,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或者用其他方法来烘托、暗示。即负的方法是由否定而达于肯定的方法。如冯友兰说:“不能说它是什么,只能说它不是什么,这就是负的方法的脊髓。”使用“负的方法”讲“形上学不能讲”,在冯友兰看来这并不是不讲形而上学,这种方法不是从正面阐述形而上学,而是从侧面讲形而上学,如传统中国画的“烘云托月”的手法。
画家虽然本意是画月亮,却只在纸上画一大片云彩,在云彩中间留一圆的空白,人们一看此圆空白就知道是月亮。可以说他所画的月亮正是在他所未画的地方。因为用直觉主义讲的形上学,并不是讲者的直觉。形上学是一种学,学是讲出的义理,而直觉则不是讲出的义理。用直觉主义讲形上学者,可以说是讲其所不讲,但讲其所不讲亦是讲,此讲是形上学。冯友兰认为“新理学”中的命题都是形式的,而没有内容的。而形式的观念就是不能言说的,不能利用逻辑语言来描述。因为一旦对其有所言说,这种言说中的东西就不是本来的东西。在新理学中,他x寸一些形式的观念也曾有过言说,但这种言说是“姑且如此说”,也就是从侧面讲。
冯友兰认为从侧面讲形而上学不能讲,其目的是要理解形而上学,从正面讲形而上学,其目的也是要把握形而上学,从而使人们达到对宇宙全体的觉解,达到一种最高的思想境界,此境界中万物一体、主客为一。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全面把握形而上学对象,不仅要运用从正面讲或从侧面讲的哲学方法,更重要的是对形而上学对象的领悟,这就是“负的方法”中最重要的内容。冯友兰借用“于静默中立义竟”的佛家语表明语言在把握“本体”时有局限,只有通过内心的直觉才能达到与“本体”同一的境界,从而领悟形而上学的对象。
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负的方法,因为哲学的对象很难用语言概念表达出来,因而不能用西方的方式来理解哲学,就必须用否定的,或是其他启示方式来间接地表达不可表达的东西。“负的方法”是中国道家和禅宗的方法。例如,《庄子》的齐物。如何齐?以不齐齐之;禅宗的第一义,如何说?以不说说之。这是方法论上的无为,不仅可以济有为之穷,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胜过有为,正如“此时无声胜有声”。佛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是用来教化众生皈依佛门的工具,用否定的方式来表达佛理,是要人不要执著于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不能表达最高的佛理,最高的佛理需要人在修佛的实践中体会。中国禅宗更是主张要“不立文字”,认为着于文字,就会曲解佛的本意,理解佛教只能通过暗示的方法。但冯友兰的“负的方法”也不是道家、禅宗原来的负的方法,而是经过逻辑分析的负的方法。
在比较中西形而上学时,他特别对康德和道家的哲学进行比较,认为康德哲学区分了可知和不可知,人能够知的是现象,人不可知的、不能知的是自在之物。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有一个界限,理性不能超过这个界限,只能停留在界限的此岸。冯友兰又认为道家也区分了可知与不可知,而道家却越过了这一界限。但道家用以越过界限的方法不是使用理性,而是否定理性。
道家在静默中越过界限达到彼岸,由否定理性道家得到了“混沌之地”。冯友兰说:“在这里,我们得到了真正的神秘主义”。哲学就是要通过“负的方法”,达到作为终点的“不知之知”的神秘主义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