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uoyi Yinyue Yundong
[外文]：Left-Wing Movement in Music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左翼音乐工作者为骨干并团结爱国民主音乐力量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运动。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初，左翼文艺界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探讨“文艺大众化”时，就开始注意音乐问题。“左联”机关刊物之一《大众文艺》，曾连续发表《革命十年间苏俄的音乐之发展》、《音乐之唯物史观的分析》等译文，以及有关音乐的评论文章，介绍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呼吁造就真正能为劳动群众所接受的大众化的“新兴的音乐”。“左联”领导人瞿秋白，要求左翼文艺家们深入下层群众，熟悉和利用各种传统文艺形式，包括民间音乐形式，进行通俗的革命文艺创作。周起应（周扬）则要求“尽量地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在其所译《苏联的音乐》（〔美〕J.弗莱曼著，原译佛里门。1932年9月良友印刷公司初版）一书的“译后记”中，着重介绍了苏联的“大众歌曲”和“大众歌唱队”，并指出：“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形式上是民族的音乐的创造，便是目前普罗作曲家的主要任务。”这些论述，为左翼音乐运动的开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31年底，由谢韵心（章泯）、郑导乐（沙梅）编辑出版的《戏剧与音乐》创刊号，发表了《音乐短论》等文章，阐述了“音乐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唯物主义观点，曾给聂耳以启发。1932年7月，聂耳在左翼影评刊物《电影艺术》1卷3期上，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一文，对泛滥一时的“黎派”歌舞音乐，进行了批评，号召音乐工作者要深入群众，从中获得“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此文鲜明地树起了革命音乐的旗帜，起了集结革命音乐力量的作用。
1932年下半年起，为适应“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斗争迅速高涨的形势，开始建立左翼音乐组织。先后成立的有：1932年秋，聂耳、王旦东、李健（李元庆）等组织的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1933年春，田汉、聂耳、任光等在上海苏联之友社内建立的音乐小组（又称中苏音乐学会）;与此同时，由聂耳、任光、张曙发起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以及1934年春正式组成的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参加者有田汉、任光、张曙、安娥、吕骥等。此外，当时还有一些音乐家，虽未正式加入上述组织，但有的早已从事革命音乐活动，并积极参加左翼戏剧、电影、音乐工作（如贺绿汀等）；有的在1935年后加入了左翼音乐组织发动建立的救亡音乐团体，并遵循左翼文艺运动的方向进行音乐活动（如冼星海、麦新等）。
左翼音乐运动的参加者，在思想上、组织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左翼文学、戏剧、电影工作相配合，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音乐活动：
（1）为左翼电影、戏剧和群众救亡歌咏活动创作歌曲。自1933年起，聂耳、任光、贺绿汀、张曙、吕骥、冼星海等，先后为《母性之光》、《渔光曲》、《大路》、《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船家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壮志凌云》、《夜半歌声》等影片和《扬子江暴风雨》、《回春之曲》、《复活》、《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写作了一系列歌曲；1935年后，他们和周巍峙、孙慎、麦新、孟波等更多的作曲家，为群众性的救亡歌咏写作了大批歌曲。其中以《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中华民族不会亡》、《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保卫国土》、《游击队歌》等为代表的鼓舞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歌曲，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反映30年代工农群众苦难生活和走向革命的歌曲，如《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新女性》、《摇船歌》、《车夫曲》、《拉犁歌》、《搬夫曲》等，是“五四”以来的专业创作中，第一批把觉醒中的工农群众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来表现的音乐作品。还有为电影、戏剧中各种人物写作的独唱抒情歌曲，如《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春天里》、 《新编“九一八”小调》、《夜半歌声》等，则从各个侧面反映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苦难遭遇和思想感情，表现了他们对斗争道路和光明前景的追求。这些歌曲的音乐语言通俗生动，风格明快有力，结构短小精悍，常采用战斗性的进行曲、劳动歌曲和富于激情的大众化的抒情歌曲形式。由于这些歌曲的问世，树立了中国革命音乐创作的战斗传统，开创了具有革命的时代精神和大众化、民族化特点的专业音乐创作的崭新局面。
（2）到群众中去传播革命音乐和开展救亡歌咏活动。左翼音乐家响应“左联”发出的“到工厂、到农村、到战场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号召（“左联”执行委员会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1930年8月），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以各种方式寻找接近和深入群众的机会。当时，聂耳、张曙、吕骥、孙慎、麦新、孟波、冼星海、吉联抗以及1935年5月成立的业余合唱团的许多成员，都先后深入到工人夜校、城市郊区和农村、大中学校和市民群众中，通过教唱革命歌曲、讲授音乐知识和组织歌咏活动等方式，了解群众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众化歌曲创作的实践。这是中国的革命音乐家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最早尝试。
（3）团结音乐界爱国民主力量和扩大进步音乐阵线。为了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革命音乐，组织起广大的进步音乐队伍，左翼音乐工作者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如:在瞿秋白的亲自过问下，任光、安娥、聂耳等在百代唱片公司和联华影业公司任职期间，将大批进步歌曲通过唱片和影片，推向全国；同时还组织起百代国乐队、百代新声会、联华声乐团等，扩大了左翼音乐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又如:1935年春，通过左翼电影小组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邀请赵元任和黄自同贺绿汀、吕骥合作，共同为进步影片《都市风光》制作音乐（赵元任作主题歌《西洋镜歌》；黄自作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贺绿汀作全片配乐；吕骥任乐队指挥)，取得很大成功。1936年成立的词曲作者联谊会，争取了更多的词曲作家加入创作抗日救亡歌曲的行列。
除上述活动外，左翼音乐工作者在音乐理论方面也进行了初步的工作。特别是1935年7月以后，为悼念聂耳逝世，左翼音乐界和文化界就他的创作方向和道路，进行了广泛的论述评价；1936年“左联”解散后，相应提出了新音乐运动和国防音乐的口号，从理论上对左翼音乐运动作了总结，并阐明了组成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更大规模地发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意义。
由于左翼音乐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造就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支自觉接受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音乐队伍，在革命歌曲创作和群众歌咏运动的发动组织方面，创造了丰硕的成果和成功的经验，对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