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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古文运动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两汉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初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

(1)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

(2)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3)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

(4)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5)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6)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宋初,王禹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真宗朝和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崑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代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偁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代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代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