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shangye
[外文]：commerce in ancient China
中国1840年以前各朝代的商业活动。它经历了发生、发展的漫长过程，表现出它的阶段性和各时期的特点。
商业是由物物交换演进而来，最初的交换发生在氏族部落之间。传说舜“贩于顿丘”，交换操于部落首领之手。大约夏代已有商业活动，商代转盛。商亡后，其遗民仍以贸易为业，“商业”一词或源于此。在中国奴隶社会中，商业主要由官府控制经营，交易最早是在统治者居住的城邑内，所谓“宫中三市”，“国中列廛”，主要为剥削阶级消费服务。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还不占重要地位。
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进入封建社会，小生产者有“余粟”、“余帛”出售者渐多，商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战国时期商业有较大发展。秦汉建立统一大帝国，商人往来四方，调剂余缺，沟通有无，条件更为有利；部分赋税货币化（人口税），也有促进作用。汉代，在政治中心和交通要道形成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洛阳、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宛（今河南南阳）、邯郸、成都六大都会，并有三十几个商业行业。竹木、铜铁、牛马、裘革、珠玉、犀象等地方特产都赖商业流通。农村开始兴起定期集市。商业由城市逐渐深入农村，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一个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战争频繁，生产破坏，赋税有实物化倾向，商业一度逆转。
隋唐时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生产恢复，商业复见发展。中唐以后，开发江南，两税法扩大了货币征收范围，商业更见繁荣。长安、洛阳已有一百多个商业行业。农村墟集、草市日益增多。南方城乡贸易前进的步伐尤快，在五代纷争时期仍继续发展。
宋代中国封建经济达到一个高峰，商业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传统的以土特产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开始变化，增加了生活用品和手工业品的比重。盐铁以外，粮、丝绸、麻布、茶、瓷器等均成大宗，并有众多小商品充盈市场，已有“三百六十行”之称。城市商业的形制大为改观:西周以来的坊市制被打破，临街随处可以设肆为市；出现沿街叫卖的流动商业，有些城市并出现夜市。农村墟集、草市大量增加，有些已有固定性店铺，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新兴的市镇。市镇的出现开辟了新的一级的地方市场，一些工商业户脱离农业，形成市镇经济。商业除调剂余缺、沟通地区间经济联系外，在联系生产与消费方面的作用增大，与人民日常生活的关系更趋密切，这是商业发展的又一标志。
明清时期，商业又有进一步发展。城市空前繁荣。不少城镇，或因有较发达的手工业，或因有大量商品集散，成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如苏州、杭州、汉口等。在大运河沿岸，有十几个商业发达的城市兴起。市镇数目激增，太湖流域尤为突出。农村定期集市缩短集期，不少地方出现谷市、丝市、猪市、药市等专业性市场。古代的驵侩、牙人，唐宋以来的邸店、飞钱等，至此已形成比较完备的牙行、货栈、票号、钱庄。唐宋以来的行、团等商人组织，发展为具有一定设备和规模的会馆、公所。这些，都标志着商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古代商业长期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以小生产者的剩余产品为主要交易内容，从贱买贵卖中获取利润。明清时期，经济作物有较大发展，手工业品增多，商业资本也开始向生产领域渗入。它主要采取向小生产者预购、订货、贷款以至包买商等形式；也有部分商人投资开矿和设立手工作坊；前店后厂的商业加工形式更为普遍。也有商人租地经营商业性农业。在此基础上，有些行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这些，又标志着古代商业在质的方面的变化。
商人和抑商政策西周时“工商食官”，生利的商业由大贵族以官府名义经营，有极大的垄断性。春秋后期，下级贵族和非贵族出身的自由商人兴起，与新兴地主一起反对旧制度，“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由于封建政权在争夺农民上同大商人有矛盾，农民弃农经商严重影响政府的赋税，在战国中后期产生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汉初行贱商令，但主要还只是从政治上贬低商人。因弛山泽之禁，富商大贾暴兴，“役财骄溢”，汉武帝时乃以“算缗”整治大商人，旋即实行盐铁等专卖，以及均输和平准等措施。这对限制商业资本的过分侵夺和保护小农生产有一定的作用。而发展官营商业，限制私营商业，遂成为历代封建政权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
在这种政策下，商人发生分化。一些富商大贾参与专卖和官营商业，成为特权商人，乃至跻入统治阶级行列，形成官商分利的局面。民间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商业活动，主要由中小商人经营。大商人又多以余利兼并土地，或放债取息；地主也参与商业活动，形成商人、地主、高利贷者“三位一体”，成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特征。明清以来，拥资百万两、千万两的大商人资本兴起，并形成徽商、山陕商、海商、粤商等大商帮。他们很多是经营专卖品和供应皇朝物资起家，与封建政权关系密切。而后期逐渐参与生产的商业资本，则多半是来自没有特权的中小商人。这样，自汉以后，抑商政策实际已弛废;有些限制也主要是防止农民弃农经商，如明初规定农民可穿绸，商人不许穿绸等。明代起，一些开明的政治家和学者，也提出“厚商”、“资商”的主张，以“市者，商贾之事”，反对官府参与、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