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好财，取之有道”。所谓道者，即是法律和道德，在蒙昧社会里也就是所谓公序良俗。反之，违反这些社会规范而取得财产权益即是不当得利。这应当被理解为我国2000多年以前不当得利制度思想的雏形表现，只是当时我国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施行民刑不分的司法制度，还不具备完整的成文法律更没有现在我们所称谓的不当得利制度罢了，可见不当得利制度的理念在我国有着较早的社会根源。人们对财富追求永不满足的欲望，注定财富的多寡客观地成为衡量一般人事业成败的尺度。马克思说过：经济地位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在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分工、产生了私有制、有了贫富差异后，财富均衡状态被打破，技能的差异、生存的需要和人趋利避害的本能，使人们对私利最大化的追求欲望，常常挑衅人们的理智，人们希望跻身于富人之列的浮躁心态，往往驱使人们急功近利，渴望迅速脱贫，摆脱穷困窘迫的境遇。尤其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后，长期被计划经济禁锢着的人们的发财欲望如喷泉样爆发出来，“越穷越光荣”的奇谈怪论被彻底摒弃，在社会观念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内积累财富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成为人们相对实际的追求目标，而已经富裕起来的人们，又渴望拥有更多的财富使之成就更高的社会地位。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或制度确立的初期，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在漫长的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人性贪婪的弱点和功利主义思想会驱使他们不择手段追逐利益，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法律道德环境又决定了对该行为否定性的评价力度，直接影响着正义理念对社会关系的调控效果，以及对财产合法流转和交易安全的保障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法律对社会调整作用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大。对于那些没有法律和合同上的依据所取得的财产利益，我国法律对之明确持否定态度，已通过立法将其确定是不当得利，并规定了其无法律效力。不当得利制度的确立，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渐趋完善的体现，对于较完整地体现并维护公平原则，降低交易风险和保证交易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