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年轻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组织刺杀晚清摄政王载沣，失败后题诗一首，以名死志。他走上叛国道路后，有人将其诗改为：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从革命志士转变为亲日叛国者，汪精卫数次遇刺，但最终未能阻挡其走上叛国之路。
南京遇刺，张学良一脚踢飞“歹徒”1932年“一·二八事变”当天，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内政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及外交部部长，从而形成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主党的局面。就职之初，汪精卫提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方针，对外的解释是“国民政府就是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
如他所说，“政府今后的措置，应严格规定最低限度的标准”，“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盖军事上若不积极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若外交进行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大致而言，汪精卫上台之初，对于日本侵华行径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还是比较务实的。由于热河失陷，汪精卫还做出了“愤而辞职”的举动，出洋考察去了。
汪精卫对日态度的变化发生在长城抗战失利之后。此时的汪精卫认为对日最宜“着重外交途径”，声明“有人非难过去不抵抗而丧失国土，今日则由抵抗而丧失更多领土；实则以中国现有之国力，最初就知道虽抵抗亦毕竟无胜利之望”。
1933年，他任行政院院长，任上不但与日本签订一系列卖国条约，还镇压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外交政策演说，表示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对华方针。
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上表态：“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纷，务使相互猜忌之心理，与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一天消除。”“中日两国间之根本问题，必可得到合理之解决。”广田对中国特使王宠惠说：“中日两国要实行亲善，中国应完全制止排日行为。”听到汇报的汪精卫第二天就下令宣布禁止排日言论。此后，日本在华不断挑起事端，中方则步步退让。
汪精卫因“亲日”言行，成为千夫所指的“卖国贼”。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上午9时许，国民党中委在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汪精卫致词后，与会代表集中到中央政治会议厅前等候摄影。由于现场比较混乱，蒋介石拒绝下楼参加合影，为了等蒋介石，耽搁一些时间。9时35分，摄影完成，在场人士准备回会议室继续开会。突然，人郡中闪出一记者打扮的青年，掏出左轮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三枪，汪应声倒地。现场秩序大乱，张静江滚在地下，孔祥熙慌忙钻到汽车底下，罗家伦则夺路跑入厕所躲藏。只有张继和张学良反应迅速，抱住开枪青年，汪精卫的警卫方如梦初醒，开枪打中他，并最终将其抓住。
根据此事件改编的电影《刺杀汪精卫》海报
这位青年名叫孙凤鸣，是在“暗杀大王”王亚樵领导下，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深入虎穴，刺杀汉奸的。汪精卫身中三枪，负重伤送医。他自认“我尽了数年的心，吃了数年的苦，挨了数年的骂”，自己被刺杀的主要原因是替蒋介石在对日政策上背锅，却没有反省正是因为自己此前颁布的一系列对日妥协的法令，导致了这一结果。
孙凤鸣雕塑
汪精卫发表“艳电”西安事变后，汪精卫闻讯从海外回国，在菲律宾马尼拉，汪精卫迫不及待发表谈话，表示中国诚心与日本合作，希望日本采用寻常途径，恢复中日外交关系。然而，当他到达中国时，事变已和平解决，汪精卫“主持中枢”的希望破灭，蒋介石对其态度冷淡，汪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不过汪精卫对日态度依然谄媚，认为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只有沉默以对，“越沉默，越坚决，越勇壮”，主张抗日，是“浮嚣”，“不度德、不量力，好大言、无实际”，是“幼稚的、虚骄的爱国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