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ixu
《诗经》研究著作。齐、鲁、韩、毛四家诗原本都有序,但三家已失传,此为《毛诗序》的简称,有“大序”、“小序”之分。一般认为列在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为“小序”;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句开始,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为“大序”。也有人认为《诗序》总论诗之纲领,无小大之异。
关于《诗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郑玄认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对此魏晋以来无异议。至刘宋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提出《诗序》为东汉初的卫宏所作。唐人所修《隋书·经籍志》以为《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卫宏又作增益润色。韩愈以为“子夏不序《诗》,汉代儒生,欲自显立其学,借之子夏以自重。”宋代王安石认为《诗序》为诗人自制;程颐认为“小序”是国史旧文,“大序”出于孔子;郑樵则认为《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自朱熹直到清代的姚际恒、崔述、魏源、皮锡瑞等,都持卫宏作《诗序》之说,因为《后汉书·儒林列传》明言“(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但也有人认为《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小序”首句为毛亨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其后治《毛诗》者补缀而成,卫宏可能是最后的集录、写定者。
《诗序》中提出了“六义”、“正变”、“美刺”等说。“六义”之说承《周礼》的“六诗”而来,其中的“风”、“雅”、“颂”一般认为是诗的类型,“赋、比、兴”被认为是诗的表现方法。“六义”的提出,把《诗经》的学习和研究推进了一步。“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对于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以及诗歌的艺术特征提出了精深的见解,并涉及诗歌和时代以及政治的关系,肯定了吟咏性情的诗歌,有很大的教化作用,丰富了所谓“诗教”的内容。而后代儒家对《诗经》的附会曲解,也往往从这里生发出来。“大序”又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天下大乱就会产生怨刺的诗歌,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决定诗歌的“美”“刺”内容。这种说法有它的合理性,美刺精神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比兴传统的确立,对后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诗序》作者把《诗经》当作“谏书”,千方百计赋以“美”、“刺”的意义,而其所言“美”、“刺”,又缺乏一定的标准,往往自相牴牾。后来郑玄按《诗序》的说法,将《国风》、二《雅》265篇划分为“正”诗59篇,“变”诗206篇,并无确切依据,以致造成了很多附会。
《诗序》对《诗》 305篇作了不少穿凿附会的解释,致使许多诗篇的本义被掩盖了,这是它的缺点;但《诗序》毕竟是先秦至汉代儒家诗说的总结,有一部分解说和其他先秦古籍有关记载可以互相印证,确有依据,应当区别对待。后来郑樵作《诗辨妄》,朱熹作《诗序辨说》,对《诗序》的解说多所诘难。
《诗》大、小“序”附载于《毛诗》,单行本甚少,仅见几种:《诗序》,不分卷,4册,旧题周代卜商撰,明刊古文本。《小序》1卷,题卜商述,明钟惺辑,《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本。《诗序》1卷,附《诗集传音释札记》1卷,元庐陵罗复辑,刊本。另外,清象山姜炳章撰有《诗序广义》24卷,嘉庆遵行堂刊本(以上二种均杭州丁丙八千卷楼旧藏)。清武威张澍撰有《小序翼》27卷,原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