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jilupian
[外文]：documentary film
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不经过虚构，直接反映生活的一个片种。它从现实生活本身选取典型，提炼主题，通过电影形象再现生活。在准确、客观地反映生活方面，它与新闻报道相同，但大多数纪录片并不具有新闻报道的性质，而更近似于文学创作中的报告文学。纪录片是现实生活的见证、历史的忠实写照，因而能以其无可争辩、令人信服的真实性和来自生活的特有的艺术魅力，去影响、激励和启迪观众，使观众能从中认识生活、重温历史、欣赏艺术，从而实现它的社会功能。
“纪录片”一词是英国的J.格里尔逊于1926年在一篇评论中最先使用的。
发展历史电影一出现就显示了它的纪录功能。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影片是纪录片。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大道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厅内正式公映的由L.卢米埃尔摄制的《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婴儿的午餐》等12部实验性的影片，都是纪录真实生活景象的。
从19世纪的最后几年起，电影开始用于新闻题材的报道；俄国的沙皇加冕、英国的英王亲临奥林匹克开幕式、西班牙的斗牛、澳大利亚的竞走等新闻事件，都搬上了银幕，成为初期纪录电影的主要题材。
1923年R.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的公映，标志着纪录电影在艺术创作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部影片纪录了一个爱斯基摩人和他的家庭在冰冻的北方为谋求生存的一天的斗争生活。与观众见面的影片是第二次拍摄的。1913年弗拉哈迪随一个探险队到加拿大北方去探矿。他用摄影机客观地纪录了居住在那里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这一次所拍的 3万英尺底片后来全部在火灾中烧毁了。后来他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再去进行拍摄。这次他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爱斯基摩人参加拍摄工作。有些镜头是用故事片的方法拍摄的。如爱斯基摩人居住的冰房子是根据拍电影的需要建造的、猎取海豹的活动也是组织拍摄的，但影片反映的人物和生活场景都是真实的。由于这部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纪录影片，弗拉哈迪被称作为“纪录电影之父”。
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十分重视新闻片和纪录片的宣传鼓励和新闻传播的作用。由Д.维尔托夫主编的系列影片《电影真理报》广泛发行。影片的素材是由摄影师分别在战争前线和后方各地拍摄的，然后由导演集中起来，进行编辑，加上字幕，成为新闻主题。有些新闻主题以后又根据新的构思汇编成篇幅较长的纪录影片，如《国内战争》、《前进吧，苏维埃》、《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等。摄影师们把摄影机的镜头看作电影的“眼睛”，认为“电影的眼睛”比人眼更完善，更具有分析力。被称作“电影眼睛派”的这些纪录电影艺术家认为：为了达到现实意义的效果，搜集到的现实的片断，必须有真实的基础。他们经常带着摄影机到市场、工厂、学校、小酒馆或是街道上，遇到合适的素材就拍下来。事先也不征得被拍者的同意，也不要求被拍者的表演，找一个可以隐蔽摄影机的地方，就进行拍摄。然后再经过剪辑，把混乱的视觉现象变得条理分明。
20～30年代，美国电影进入全盛时期，好莱坞在摄影棚里制造出来的脱离现实的梦幻似的电影风靡一时，为了抵制这种影响，在英国出现了以J.格里尔逊为代表的纪录电影运动。他们极力摆脱电影商业化的影响，强调电影的社会意义。不回避不掩饰广泛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面对现实，积极发挥纪录电影直接反映生活的潜力。在艺术上通过画面造型以及音乐、解说的配合，实现对于美和诗意的追求。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纪录电影艺术家和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格里尔逊的《飘网渔船》，P.罗沙的《交接点》、《船坞》、H.E.安斯戴与A.艾尔顿的《住房问题》，W.鲁特曼的《柏林──大城市交响乐》，J.伊文思的《博里纳日》，B.瑞特的《锡兰之歌》等。他们不掩饰这些作品是为了宣传。格里尔逊公开宣称：“我把电影院看成一个讲坛，并以一个宣传家的身份来利用它。”他们中间的不少人从艺术上的现实主义者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些进步的纪录电影艺术家中，荷兰的J.伊文思具有代表性。他深入比利时的矿区去拍摄支持工人运动的影片，到苏联去拍摄新兴的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他和许多电影工作者一起，拿起电影的武器参加了战斗。起初伊文思到达了西班牙战争前线，在那里拍摄了《西班牙的土地》；以后又到了中国，在抗战中拍摄了《四万万人民》。哪里有战斗，他就赶到哪里去，以此被称作“飞翔的荷兰人”。
在这个时期，女导演L.里芬施塔尔1934年在希特勒直接指使下，拍摄了反映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片名为《意志的胜利》，这部影片把法西斯的上台当作德国复兴的形象加以宣扬，客观上为法西斯留下了罪恶历史的纪录。
中国纪录片的历史是从西方国家的摄影师来中国拍新闻片开始的。19世纪末，外国摄影师拍摄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同时又拍摄了纪录当时中国社会生活风貌的影片。以后在20世纪初拍摄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大出丧等新闻片。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除日本摄影师拍摄了《辛亥鳞爪录》外，中国摄影师朱连奎等也拍摄了反映武昌起义的《武汉战争》，稍后一些，又拍摄了反映二次革命的《上海战争》。1918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拍摄了一些以时事和风景为内容的纪录短片：《欧战祝胜游行》、《第五次远东运动会》以及《南京名胜》、《西湖风景》等。
1924年前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十分重视纪录片的拍摄。他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有关方面给予电影摄影师黎民伟工作上的方便。黎民伟这个时期拍摄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等新闻片和纪录片，并在孙中山逝世后，利用已拍的材料汇编为《勋业千秋》。在这个时期，苏联摄影师Г.布留姆等人也在中国拍摄了《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1927年的上海》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电影工作者投入了全民抗战的洪流。他们走出摄影棚，用手提摄影机拍摄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新闻纪录片，并从实际工作中培养起一批专业的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以及西北影业公司等先后摄制了《抗战特辑》、《抗战实录》等新闻杂志片，纪录片则有《芦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松沪前线》、《湘北大捷》、《民族万岁》和《华北是我们的》等，也给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成立了电影团。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创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电影团摄制了《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纪录片和新闻片，成为纪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广大军民抗日斗争的珍贵史料。
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电影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干部，当时电影的首要任务是为革命战争服务，主要是拍摄直接反映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的新闻纪录片。这一时期，东北电影制片厂、华北电影队分别拍摄了《民主东北》、《华北新闻》以及《翻身曲》等新闻片和纪录片，当时为了及时鼓舞和激励战斗情绪的这些影片，现在已成为开创新中国的战斗岁月的历史见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有了划时代的发展。1953年7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摄制新闻片和纪录片的专业机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其他电影厂也拍摄一定数量的纪录影片。新闻纪录电影从业人员的数量和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并在少数民族中培养了创作人员， 摄制了大量新闻片和长短纪录片。 如《百万雄师下江南》、《新中国的诞生》、《红旗漫卷西风》、《抗美援朝》、《中国民族大团结》、《伟大的土地改革》、《早春》、《百万农奴站起来》、《黄河巨变》、《非洲之角》、《在激流中》、《征服世界最高峰》、《先驱者之歌》、《莫让年华付水流》、《我们看到的日本》等，其中有些曾在国内外获奖。
70年代以后，电视在全国迅速发展和普及，为新闻纪录电影的播映提供了更及时的手段，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新闻纪录电影除继续在影院放映外，也大量进入了电视屏幕。
在此期间，台湾国民党系统的“中制”、“台制”和民营的公司等也拍摄了一些新闻纪录影片。较有影响的有《传统小镇──美浓》、《国剧艺术》和《龙的传人》等。香港的某些电影企业也拍摄过一些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纪录片如《惨痛的战争》等。
艺术加工和拍摄方法纪录片以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素材，经过发现和选择，使生活形象直接成为电影的艺术形象。纪录电影的艺术加工过程，是使生活形象转化为艺术形象的过程。纪录电影加工的目的，是使电影形象反映的生活真实可信，具有艺术感染力，使观众能够更准确、更清晰、更本质地感受到生活现实。纪录电影创作中的艺术的真实必须服从生活的真实，不能与生活的真实相对立，不能以外加进去的背离生活真实的艺术手段去改变生活的本来面目。在这一前提下，纪录片可以运用对比、象征、衬托、暗示、联想以至合理的想像等各种艺术手法，通过画面造型、 解说、 美工、音乐、音响等表现手段，把文学、美术、音乐等各种因素融成一个艺术整体，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生活的光彩、生活的气息、生活的节奏，使生活现实得到如实反映。然而纪录电影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生活，而是创造性地利用现实，是现实生活的提炼、剪裁；可以运用适当形式，把不同时间、空间的生活素材，根据特定的主题联系在一起。
纪录片反映生活是严格地与生活同步进行的。在战争中反映战争，在生活的进程中反映生活，在改革中反映改革。对于历史题材也是这样，主要运用历史进程中当时拍摄下来的影片资料，或是借助当时留下的照片、文献资料、历史文物以及有关的历史遗址进行拍摄。不得已的情况下，运用补拍，也必须保持事件当时的真实状况。
抗日战争前，中国纪录电影一般都是单纯的客观纪录，只有一个题目，没有完整的构思和具体的艺术设计。有时只是遇到什么就拍什么。由于摄影机重量大，移动不便，一般只能架设在固定的位置上，镜头角度和景别的变化都不大。这些影片虽然存在着技术和艺术上的许多缺陷，但毕竟朴素地纪录了许多不可复见的历史场景和人物的真象。
抗日战争时期，拍摄新闻纪录影片因为受瞬息万变的战争的影响，不可能像故事片那样事先写好了剧本再动手拍摄。只能直接取材于战斗现实，发挥纪录电影真实、及时反映生活的特长，摒除各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设想，保持生活本身特具的生动感人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拍摄，在拍摄过程中逐步形成主题。经过剪接台上的再创造，使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臻于完善。这种拍摄方法，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和苏联合作拍摄《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这两部影片给当时经验较少的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带来了影响，这种影响改变了原来的拍摄方法，使影片的拍摄更具有艺术创作的特点：影片拍摄之前，通过采访和案头工作，写出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完整的剧本（或具有剧本性质的拍摄提纲），作为整个影片的创作依据。对影片主题和艺术结构作出具体设计，对于提高影片的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在拍摄方法上出现了程度不等的组织拍摄、补拍、以至搬演等等情况，发展到后来，真人真事的表演，真人假事的虚构、假人假事的臆造等等都屡有出现，违反了新闻纪录电影必须如实反映生活现实的原则。为了抵制拍摄方法上的虚假倾向，一种称作“采访摄影”的方法得到了提倡，强调用“挑、等、抢”的做法捕捉生活中最有光采的一刹那，追求生活本身最富有表现力的形像。
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轻便的、低噪音的摄影机和录音机的出现，给现场拍摄和同时录音带来了便利。在西方国家出现了真实电影的创作流派。这个流派标榜真实地表现生活，反对传统的剧本，提倡即兴创作、现场拍摄，拍摄中强调采光自然、运用现场音响，尽可能地保持生活的客观形态。当时这种创作方法并没有引起中国纪录电影工作者的注意。70年代伊文思在中国摄制《愚公移山》，中国的摄影师、录音师、照明师等参加工作，从创作实践中接触了这种创作方法，接受了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声音进入银幕、大量运用被拍人物的同时声和生活的自然音响、尽量突出自然光的效果、避免摆布的痕迹。此后，各种不同的拍摄方法都在纪录片的创作实践中并存、发展。
纪录片的分类纪录电影的分类，没有固定的统一标准，依照题材与表现方法的不同，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1）时事报道片。指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的纪录影片，它的性质与新闻片相同。但报道的范围不限于一时一事，结构也比较完整。如报道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的《历史的纪念》、报道女排比赛的《拼搏》等。
（2）历史纪录片。指再现过去时代的历史事件的纪录影片。它所表现的人物和事件须准确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能违反历史的真实，不能用演员扮演。可以运用历史影片资料、历史照片、文物、遗迹或美术作品进行拍摄。影片应具有文献价值。如《辛亥风云》、《两种命运的决战》、《淮海千秋》等。
（3）传记纪录片。指纪录人物生平或某一时期经历的纪录影片。它与一般时事报道片或历史纪录片的区别在于以特定的人物为中心，不允许用演员扮演，也不可有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如《诗人杜甫》、《伟大的孙中山》、《革命老人何香凝》、《毛泽东》、《叶剑英》等。仅表现某一人物的某一侧面的人物肖像片、人物速写片等也属于此类。
（4）政论纪录片。指运用真实形象进行论述的纪录影片。影片应有明确的论点，按照论述的逻辑组织材料。运用的素材必须真实、准确，但受时间、空间顺序的限制。如《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印边界问题真相》、《先驱者之歌》、《使命》等。
（5）人文地理片。指探索一定地区的自然状况，或介绍社会风习、城乡风貌的纪录片。如《黄山奇观》、《漫游柴达木》、《土林探奇》等。
（6）舞台纪录片，指纪录舞台演出实况的纪录影片。对舞台演出的歌舞、戏剧、曲艺等进行现场拍摄，可以根据需要对演出节目进行剪裁、删节，但对演出内容不能改编、增添，以区别于根据舞台节目改编的舞台艺术片。如《民间歌舞》、《友谊舞台》等。
（7）专题系列纪录片。指在统一的总题下分别出片或连续出片的纪录影片。其中各部影片都可以连续放映，也可以各自独立，如《漫游世界》、《紫禁城》，《近代春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