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

[拼音]：Tongmenghui

中国同盟会的简称，清末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20世纪初，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迫切需要有一个能够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政党；而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国内各地革命小团体的纷纷成立，从组织和骨干两方面为建立这样的政党提供了条件。孙中山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迫切性，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春夏之交，首先在中国留欧学生中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号召，组织革命团体。7月，他从欧洲来到日本，与黄兴、宋教仁等结交，商定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随即在其他革命小团体流亡日本的部分成员支持下，从事“合成大团”的准备工作。7月30日，借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址，正式召开筹备会，到会者七十余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国内的留学生。会议确定了中国同盟会的名称，还商定了入会仪式和会章起草员。

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住所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约百余人。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章程，正式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章程规定同盟会本部暂设于东京，本部机构依据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由总理直接管辖，下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各科职员均由总理指任并分配其职权。评议部设评议长及评议员若干人，司法部则设判事长、判事和检事长。本部为同盟会最高领导机构，其下属组织为支部和分会。章程规定：国内在上海、重庆、汉口、香港、烟台分别设东、西、中、南、北五个支部，国外在新加坡、布鲁塞尔、旧金山、檀香山分别设南洋、欧洲、美洲、檀岛四个支部，支部之下则为各省区分会。

会议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此后，在黄兴离开日本期间，曾接任或代理庶务并暂行主持本部工作者，先后有张继、朱炳麟、孙毓筠、宋教仁、刘揆一等，其中以刘揆一任事最久，从1907年1月中旬（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后本部迁回上海。其他相继曾任本部重要职员者有：内务科朱炳麟、匡一，外务科程家柽、廖仲恺，书记科田桐、胡汉民、但焘、李肇甫，会计科谢良牧、何天炯，调查科谷思慎，司法部判事长为邓家彦。判事张继、何天瀚；评议部议长为汪精卫，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梁慕光、胡汉民、董修武、范治焕、张树枬、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执信、吴昆、胡瑛、康宝忠、吴鼎昌、于德坤、王琦、陈剑虹、吴永珊、陈家鼎、秋瑾、孙毓筠、覃振、王善德、程克、黄复生。

会议还通过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正式出版时改名《民报》)，嗣后又陆续推定各省区同盟会分会主盟人。张继、章炳麟、陶成章、汪精卫等先后任《民报》编辑人。先后任各省区分会主盟人者，直隶为张继；山东为徐镜心、丁惟汾；山西为王荫藩、荣福桐、景耀月；陕西为谷思慎、康宝忠；安徽为吴春阳、高荫藻、权道涵、孙毓筠；江苏为高剑公、陈剑虹、章梓、张鲁；浙江为秋瑾；湖北为时功玖、张昉、陈镇藩；湖南为黄兴、仇式匡、宋教仁；四川为淡春旸、张治、黄复生、董修武；云南为吕天民；贵州为于德坤、平刚；河南为杜潜、朱炳麟；福建为林时塽；江西为张世膺、钟震川；广西为刘崛、卢汝翼；广东为胡毅生、何公博；上海为蔡元培；天津为廖仲恺；香港为冯自由、李自重、谢英伯；南洋为胡汉民。

1906年秋冬之间，孙中山与黄兴、章炳麟等共同制订《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军队之编制》、《战士赏恤》、《军律》、《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十一个文件，规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程序、规章、制度和纪律，使各地武装起义有所遵循。同盟会作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其领导体制渐形完备。

同盟会甫经成立，留日学生相继入盟者很快就达到四百余人，海外华侨和国内各地进步知识分子、会党成员、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农民、工人、商人也纷纷参加。不期年而入盟者逾万人，支部（分会）亦先后成立于各省。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同盟会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激烈论战，批判和清除保皇派君主立宪主义的影响，逐步夺取在海外华侨中和国内各地的舆论阵地，向人民广泛宣传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二是举行多次武装起义，如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防城和镇南关起义、惠州七女湖和潮州黄冈起义，1908年的河口起义、钦廉上思起义，1910年（宣统二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这些起义虽然由于孤立无援和指挥失当而先后失败，但不断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与各地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为反抗清朝政府的巨大潮流（见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

同盟会作为一个不够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其组织比较松懈，内部政见亦多分歧。其本部虽然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但三部很少分别开会，一般采取联席会议形式讨论和议决事项。司法部任事诸人和评议部议员先后回国者甚多，一年以后即形同虚设，“未曾独立行使主权”。本部的不健全，使之很难维持会员步调的一致。1907年8月，一部分主要是来自长江中上游各省并与会党联系较多的同盟会员，不满于孙、黄等只注重在华南边境发动起义，自行在东京发起成立共进会，并且安排一整套长江流域起义计划。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又在上海另行建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发布宣言和章程，在南京、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设立分会，并与共进会、文学社等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取得联系，共同策动长江流域各省起义。共进会和中部总会，或者自称为同盟会的“行动队”、“实行者”，或者宣告“奉东京本部为主体”，并且依然尊重孙中山、黄兴的领袖地位。但是，它们在政纲阐释、组织工作和起义规划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自行其是倾向。同时，一部分已经加入同盟会的光复会会员，在1907年夏季以后即已呈现离异趋向，并公开攻讦同盟会主要负责人。及至1910年初，更在东京正式成立光复会总部，与同盟会分庭抗礼。以上这些情况，都削弱了同盟会本部的统一领导。

不过，国内和海外各地的同盟会分支机构和广大会员仍然积极主动地从事革命活动，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1911年夏秋之间的四川保路运动，同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以及随后各省的纷纷响应和独立，同盟会都在其中起了不同程度的主导和骨干作用。孙中山回国以后，于12月30日（十一月十一）在上海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有旅沪各省分会部分负责人出席。会议改订了同盟会暂行章程，并发表宣言号召加强内部团结，克服“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的弊端，为完全贯彻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而奋斗。会后，同盟会在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和组织各地抗击清军及策划北伐的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主导作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同盟会本部由沪迁宁，并于1912年3月3日召开会员大会，“决定大为扩张，以完成民国之一最大政党”。会议通过了新的总章草案，宣布“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并且规定了“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实行种族同化”，“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主张男女平权”，“力谋国际平等”等九项政纲。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人：总理孙中山，协理黄兴、黎元洪，干事平刚、刘揆一、宋教仁、马和、李肇甫、胡汉民、张继、汪精卫、居正、田桐等。会议还确定同盟会本部暂设于南京，并在各重要地区设立支部。由于南京临时政府旋即结束，同盟会本部于1912年4月25日迁往北京。同盟会从秘密转为公开以后，成员渐趋复杂，政治素质亦明显下降。

辛亥革命因为袁世凯的篡窃政权而宣告夭折，但同盟会的领导人并未立刻完全看清袁的真实面目。特别是宋教仁，仍然幻想在袁的统治下推行议会民主和政党政治。他们为组织议会第一大党，不惜进一步降低政纲水平，联合原先由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党人建立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于1912年8 月25日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的成员更加复杂，许多旧官僚和投机政客纷纷加入，同盟会固有的革命性质因此消磨殆尽。

同盟会对于推翻帝制与建立共和，曾作出伟大的贡献。同盟会的弱点，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集中表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与它的领导政党的不健全密切相关。

参考书目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北京，1981。《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1。《清国革命軍谈》，《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日本平凡社，東京，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