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叙述自远古以来中国国土开辟、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简明过程。最晚在百余万年以前，中国先民就已在东亚大陆栖息繁衍。大约到公元前21世纪，出现了有阶级和国家组织的夏朝。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次出现大一统局面，从此以后，又经历了两千余年的王朝统治。
中国地境辽阔，孳生人口众多，文化广被四邻，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延绵不断近四千年之久。没有别的国家同时具备这些条件。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立民国，中国获得了前进的新起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振兴中华的前景。
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群在中国大地上，除了个别省区之外，都有分属于考古学上称为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存出土，共计已有二百余处。已知中国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发现于云南元谋，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
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早期最重要的人类化石，是北京人。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1929年发现的。北京人生活在七十至二十万年以前，处于猿人阶段，能直立行走，有语言功能，脑量接近现代人。他们群体穴居，使用粗糙的石器，过采集和狩猎生活，知道用火并能保存火种。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重要人类化石，有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等。丁村人发现于山西襄汾，处于古人阶段，距今约十余万年，其体质已接近现代人，使用的工具远比猿人进步。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出土更多，主要有柳江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距今约数万年至万余年，处于新人阶段，体质形态已基本上消失了原始性。他们能使用骨针缝制衣服，活动范围比较广泛。这个阶段的人群，已开始步入氏族社会了。
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缓慢扩大的原始人群，在新人阶段逐渐排除了兄弟姐妹间的婚姻关系，形成妇女居主导地位的母系氏族社会。到了考古学上所称的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农业，妇女从事农业劳动，主持分配。
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遗迹遍及全国，有一些是完整的村落遗址。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发达起来。在黄河流域发现的著名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仰韶文化距今约五至七千年，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发达时期。龙山文化距今约四千余年，在龙山文化时期，男子在社会上已取得主导地位，父系氏族社会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夏和商的文化，与龙山文化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北方和南方各地区还有许多其他的新石器文化系统，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仰韶、龙山文化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复杂。中国许多历史传说，如有巢氏巢居，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结网，神农氏尝百草，都隐约反映中国先民在其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生活经历。黄河流域姜姓炎帝族、姬姓黄帝族共与九黎蚩尤族斗争的传说，黄河下游太昊氏与少昊氏的传说，反映了氏族社会时期部落之间的关系。至于尧、舜、禹活动和禅让传说，则是由血缘氏族部落进入地域氏族部落联盟历史的反映（见传说时期）。
夏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约公元前21世纪由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的夏部落建立。禹以后，夏朝父子兄弟传袭，历十七王，四百余年。
在夏部落最早活动地区，近数十年来陆续发现多处介于晚期龙山和早商之间的文化遗存，与文献所记夏朝年代、地域符合，夏史逐渐得到考古的印证。不过，确凿的夏文字迄今未发现。
夏代经济以农业为主，使用石蚌骨木工具，偶见铜器。统治者治水以保障农业生产，制历法以定农时。渔猎还有重要经济地位。阶级、国家的出现，王位世袭的确定，刑法和贡赋制的建立，都引起守旧势力的反抗，但新制度毕竟取得胜利。夏末国王履癸（桀）昏暴，人民反对，被征服部落叛乱，夏朝被商朝取代。
商商朝是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商部落建立的。始祖契，相传曾随夏禹治水。商部落居处屡次迁徙，至盘庚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因此商又称殷。商朝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约五百年，其中迁殷后至灭亡共历二百七十三年。商朝历史由于得到殷墟出土甲骨文（占卜刻辞）和青铜器铭文的证实，比较准确。
商人经济以农业为主。甲骨文中有不少与农业有关的记事，如祈年、祈雨，“田”等。阴阳合历的历法也见于甲骨文。主要粮食作物是黍、稷。粮食还用于造酒。主要的农业劳动者是称作“众人”的奴隶，有些奴隶来源于罪人和俘虏。平民也从事农业生产。牲畜饲养具有重要意义，后代六畜之名均见于甲骨文。衣着所用有麻布和丝织物。狩猎活动似以娱乐为目的。
商代是青铜器时代，炼铜制器技术已达相当高度。大器如重至875公斤的司母戊鼎，小器如车马饰物，多兼有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除殷墟外，北方以及长江流域各省多有铜器出土。
王位继承中兄终弟及普遍，晚期始多父子相传。国家制度比较完备。与周边各方国常有战争，士卒动用一次可达数万。国事和国王活动往往要先问鬼神，办法是炙灼龟甲、牛胛骨，据裂纹判断朕兆，刻辞为记。甲骨文就是这样保留下来的。
商朝后期，统治者腐化日甚。帝辛（纣）虽取得对东夷作战的胜利，但终于耗尽国力，被西方的周部落所灭。
西周周部落兴起于渭水支流漆水一带，姬姓。始祖后稷，名弃，长于种植。以后周人迁豳（今陕西旬邑），再迁岐山（今陕西岐山）周原，进入阶级社会，逐渐兴盛起来。周文王名昌，重农业，开境土，迁都于丰（今西安之西），与商关系日益密切。周武王即位，建镐都于丰之东。约公元前11世纪，武王灭商建周，史称西周。西周传十一世十二王，历时约二百余年。
周封纣子武庚于商都以治商遗民，而以武王诸弟管叔、蔡叔等监武庚。周成王时，武王弟周公旦辅政，武庚联合管、蔡叛周。周公平叛，统治扩及东方。周大规模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诸侯尊周王为共主，岁时朝觐贡纳，为周藩屏。各诸侯国的开拓发展，实际上就是土地垦殖区域的扩大。西周与江汉地区的荆楚、淮河流域的淮夷、西北的严允（犬戎）、北方的鬼方，都有频繁交往，包括战争。远在东北的肃慎，也与周发生贡纳关系。
土地所有权属于周王。周王在王畿，诸侯在国中，都可以以亲疏为准，把土地按卿──大夫──士的等级逐次分封。土地上的臣民也随同封授。受封者对封者有相应的义务。这是一种土地分配与宗法相联系的制度。主要劳动者是庶民。有人认为庶民是半自由的农夫，所以这种制度是典型的封建领主制；有人认为庶民是奴隶，所以这种制度是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周朝实行的井田制，其性质亦因上述的见解分歧而无定论。
西周农具种类增多，主要还是用石蚌骨木做成，也出现了一些青铜农具。农产品种类增加，畜牧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青铜器制作地点比过去广泛，铜器风格逐渐呈现地域特点。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出现了作为交换媒介的贝和铜块，但常见的还是实物交换，例如用一匹马和一束丝交换五个奴隶。
西周经历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后，逐渐走向衰败。周厉王垄断山泽之利，又压制国人言论，引起暴动，出现了“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古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公元前771年，申侯引犬戎攻西周，杀幽王，西周亡。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自镐京东迁洛邑，春秋时期开始。其后，王室衰微，在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中涌现出一批强国，先后竞夺霸权。齐、晋、楚、秦加上宋，史称五霸，但有异说。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为战国时期，十余国中越、韩、魏、齐、楚、燕、秦七国战争不断。春秋和战国合称东周。
春秋时齐国发达最早。齐桓公(前685～前643在位)任用管仲，国势强大，在戎、狄交侵中拯救了一些中原小国，抗拒了楚国北上。公元前 651年，诸侯盟会于葵丘，齐桓公成为霸主。继为霸主的晋文公（前636～前628在位）继续抗拒楚国北进，主持了践土之盟。此后，秦穆公（前659～前621在位）称霸于西戎；楚庄王（前613～前591在位）则北向窥测周王室，于败晋后称霸中原。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倡议召集弭兵之会，各国承认晋楚霸权。前6世纪下半期，江南吴国崛起，一度进占楚都。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前495～前473在位）开江淮运河北上，会诸侯于黄池，成为霸主。公元前473年，越灭吴。
中原地区的国家，本来是许多块不相衔接的垦殖区，春秋时期逐渐连结起来。各国接触增多，战争频繁。私田垦辟增加使井田制趋于破坏。租税制也出现相应改变。春秋战国之际是社会变化的关键时期，但对于变化性质史学界迄无定论，有说是封建领主制转向封建地主制，有说是奴隶制转向封建制，有说是奴隶制由较低阶段转向较高阶段。
战国时期，铁器广泛使用，牛耕、施肥、水利应用于农业，耕垦速度和质量大为提高。铁、铜、盐、纺织、陶器、漆器等手工业都相当发达，有官营也有私营。市场商品种类多，金属货币大量使用。城市人口大增，齐都临淄多至七万户。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弃本（农）逐末（商）的现象引起统治者和政治家的忧虑，许多国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社会结构变化显著。新的自耕小农成为农业生产主力。手工业者、商人具有独立的身分。宗法贵族分化，出现了俸禄制的官僚和各种士。士可以上升为官僚，也可以下降为农民。雇佣劳动时有所见，奴隶劳动仍广泛使用。豪强兼并农民并使之成为依附者的现象，也开始出现。
各国竞用士人，推行变法。魏、楚、齐、韩、秦国相继变法，其中秦用商鞅变法成就最显著。商鞅立什伍连坐法以控制人民，把民间大家庭析为小家庭以增加纳税服役的单位，力耕致富者减免负担，经商及怠惰致贫者罚为奴隶，以军功受爵高低决定其占有土地、奴隶数量。以后又令统一度量衡，以县制代替封邑制，废除井田。商鞅变法使落后的秦国富强起来。
文化学术也有相应变化，出现了许多学术流派。儒家创始人孔丘（前551～前479），没落贵族出身，熟悉古代典籍，多有新解。孔子重人事而不重天命鬼神，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就是爱人，就是克己复礼。他主张为政宽惠而不苛猛。他本着有教无类精神，把教育向较低社会阶层推广，这种精神，正是战国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言论被汇集为《论语》一书。后世的儒家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加《乐》则称六经），据说都曾经孔丘审定。战国时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孟轲（约前372～前289）和荀况（约前313～前238）。孟子主张人性善，鼓吹行仁政；荀子主张人性恶，主张人定胜天。孔孟的儒学在后世处于独尊地位，对中国历史及中国民族发展影响很大。
战国时诸子百家竞起。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创始人墨翟（约前468～前376）反对战争，提倡兼爱；反对奢侈，提倡节俭。墨家还主张假鬼神力量以制约人主的行为。道家的老子主张天道自然，无为而治。他认为对立因素可以转化，这是朴素的辩证思想。庄周（约前369～前286）对自然和社会的万事万物持相对观点，崇尚自然无为。法家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社会前进有赖君主权威，而加强君主权威必须法、术、势并重。法家学说集大成者为韩非（约前280～前233）。李悝撰有《法经》，已佚。出土的云梦秦简保存了战国时秦国法律的许多内容。诸子中的兵家，留传至今的有孙武所作《孙子兵法》，是杰出的军事著作。近年山东出土了《孙膑兵法》以及《尉缭子》等书。
文学方面，屈原（约前340～约前278）的《离骚》，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史学、天文历算和其他科学技术，春秋战国时都有贡献。
各国经济发展和变法改革，加强了国力，刺激了兼并欲望，因此战争规模更大，也更频繁。战国前期魏国最强，于公元前344年率先称王。接着秦国崛起，蚕食韩、魏、赵国，并向南取蜀，并吞楚国汉中之地。燕、齐等国战争也不少。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史称秦坑赵降卒四十万。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筹划攻灭六国。公元前230至前221年，秦军陆续灭韩、赵、魏、燕、楚、齐，统一天下。
秦（统一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以咸阳为首都的东至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阴山和辽东的大帝国。他尊称自己为皇帝，制定尊君卑臣的各种制度。在中央，设立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下辖诸卿的政府机构。在地方，郡县制代替了西周的分封制，郡守、县令由中央委派。县以下设乡、里以及司治安的亭。秦始皇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为文化、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统一法律，加强了政治统治。秦始皇还采取了许多削弱六国旧贵族的措施。
秦朝拥有强大的军队，其中三十万驻守北边以防匈奴，五十万屯戍岭南以防越人。秦朝筑成由临洮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并凿通灵渠以沟通湘漓水系交通；修通了自咸阳至燕、齐、吴、越的驰道和至北方边塞的直道。
秦的统治具有急政暴虐特色。大量人力、财力用于战争和兴建，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秦始皇生前已是“群盗满山”，死后立即爆发了陈胜领导的农民战争（见陈胜、吴广起义）。东方六国的残余力量也群起反秦，因此灭秦后呈现分裂局面。项羽、刘邦分别以楚、汉的名义进行了三四年的激战，刘邦获胜，在统一的秦帝国的废墟上着手建立比较稳定的汉帝国（见楚汉战争）。
西汉政治和汉末社会危机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建立的以长安为首都的西汉（前汉）帝国，继承秦朝规模，沿袭秦朝各种制度。但又力求休养生息，避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刘邦给罢遣的军士赐爵授田，培养出一个有军功爵的中小地主阶层和一部分较富裕的自耕农民，他们在汉初复兴农业生产中起了重要作用。轻徭薄赋和慎刑政策的执行，是所谓文景之治的主要内容。
汉高祖仿效秦始皇，迁徙六国后人于关中。他消灭楚汉之战中形成的东方异姓诸侯王，代之以同姓诸王，并立下非同姓不王、非功不侯的誓约。同姓王强大后，同样形成割据。景帝接受晁错“削藩”建议，并压平了吴楚七国之乱。武帝继续削弱同姓王，巩固了中央集权。
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前140～前87），西汉国势最盛。他削弱丞相的权力，在宫中形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称为中朝。中央军力得到加强，司监察职任的部刺史开始设立，以执法严酷闻名的酷吏成批出现。郡国岁举孝廉以补充官员队伍；长安和各地分别设立太学和郡国学，培养各级官员。经济方面，统一汉初以来紊乱不堪的货币，实行政府专营盐、铁以及均输、平准之法，打击大商贾（见两汉均输、两汉平准）。汉武帝维持了政治的稳定，并以聚集的钱财发动对周边各族的战争。
越人散居东南各省。羌人和西南夷人则散居西南地区。汉在各族居地列置郡县。汉与匈奴的战争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汉将卫青、霍去病等反击匈奴，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夺得河西走廊之地，并于西北边境之地修筑长城、烽燧，列置屯田。汉与西域诸国的交通，也逐渐开通，西域三十六国陆续内属，从而形成了经由河西走廊，分沿天山南北两路，西越葱岭，以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陆上交通路线，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在探索西域道路和使西域内属的事业中，张骞起了卓越的作用。
汉武帝完成了辉煌事业，也耗尽了国力，加重了农民的困苦。货币制度重新混乱起来，豪强兼并现象日益严重，流亡的农民或沦为奴婢、佃客，或聚众暴动。武帝晚年转变政策，缓和矛盾，导致昭帝、宣帝时期的小康局面。此后社会又险象丛生，官吏贪暴，商人盘剥，更甚于前。农民暴动、铁官徒暴动，所在多有。外戚王氏乘机逐步控制了政权。统治者多方探索摆脱危机的办法，都无效果。公元8年，外戚王莽代汉建立新朝，托古改制。
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有：
（1）公私土地一律改称王田，不许买卖。私田按井田制度核算，每家多余土地配给宗族、邻里。
（2）奴婢改称私属，亦不许买卖（见王田私属）。
（3）发行新币，严禁私铸。以上诸项多无实效，只有禁止私铸一项执行特严，株连尤甚，民怨最大。王莽改制的同时，农民暴动不断出现，今湖北境内形成了大规模的绿林起义军。公元23年，绿林军刘玄称帝，占领洛阳、长安。赤眉起义军形成于今山东境内，西向活动，与绿林军接触，进而取代了刘玄的统治。绿林军刘秀一支先期赴黄河以北扩展势力，于公元25年称帝，即东汉（后汉）光武帝。东汉消灭了赤眉武装，又陆续压平了各地割据势力，实现了统一（见赤眉、绿林起义）。
东汉专制体制的加强和外戚宦官擅权汉光武帝刘秀重视西汉外戚篡权和农民暴动的教训，企图进一步强化皇权，维持安定。东汉功臣封侯者多，但绝大部分均无实职。外戚不许干政。对宗室诸王控制也很严。政府中三公只是名义上的首脑，实权在皇帝直接掌握的尚书台。光武帝下诏某些地区释放奴婢，又下诏度田，即清理户口土地。东汉前期六十余年中政治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此后，皇权旁落。和帝幼年继位，受制于外戚。他成年后用宦官消灭外戚窦氏，宦官遂得当权。近一个世纪内，外戚、宦官竞拥幼主，迭相专擅，朝政十分昏暗。与此同时，儒生通过察举、征辟制度为官，官僚和儒生结成紧密关系，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政治集团。一些累世经学的家族得以累世公卿，是上述集团的核心。官僚、儒生中形成了一种品评人物的舆论，称为清议。清议之风进入太学，与议政结合，抨击权贵和弊政。宦官反击，指责士人结为朋党，诽谤朝廷，因而大捕党人，不许党人为官，造成了两次党锢事件。
光武帝时罢省了不少郡县，匈奴的一部分逐渐移入塞内，称南匈奴，助汉守边。在其北面的北匈奴时常扰边，还胁迫西域诸国。明帝时汉军几次攻北匈奴，追逐至西域和蒙古高原。北匈奴向西远徒，鲜卑族逐渐占领北匈奴故地。汉与北匈奴作战时，派遣班超出使西域。他在西域活动近三十年，力促诸国助汉逐匈奴，使西域诸国再度全部内属。班超派甘英西行，出使大秦，到达今波斯湾头，受阻而还。后来，大秦王遣使来洛阳，东西两个大国始有直接接触。内徙至今甘、陕地区的羌人，几次大规模东侵，东汉与羌断续作战，达四十年之久。今湘、鄂、川地区的各种蛮人以及西南各族，与东汉多有联系，也发生过战争。周边各族与汉的和平交往及战争关系，都表明各族日益脱离了闭塞状态。
东汉统治在外戚、宦官交斗中腐败不堪，战争与天灾造成众多流民。分散的流民逐渐聚集在道教的旗帜下，中平元年(184)，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各地多有响应。起义虽陆续被镇压下去，但东汉政权也趋于瓦解。
两汉社会经济汉武帝刘彻时经济趋于繁荣。铁农具已普遍推广。二牛抬杠的耦犁法被广泛使用，马也用于挽犁。赵过在北方推行代田法，亩产增加。代田法沟垄相间，以垄土培沟内之苗，下年则沟垄易位以养地力。各郡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关中和西域还有井渠，水在井下的渠道里流通。两汉对黄河都进行了大规模治理。东汉时南方开发更为显著，人口大增。
冶炼制器、铸钱、煮盐是主要的手工业门类。铁冶规模大，遗址发现不少。汉武帝置官专营盐铁，并且垄断铸钱（见秦汉盐官、秦汉铁官）。铜器、漆器制造业兴盛。纺织业是北方民间的家庭手工业，并有官府大作坊经营。东汉时南方手工业发达起来，巴蜀兴起了铜器漆器制造业、制锦业和火井煮盐。
商业空前繁荣，出现了长安、洛阳等若干大都会。道路和驿传系统把各地联结起来。江南多用船运。商品种类很多。武帝以后，丝绸之路货运繁忙，胡汉商人东西往来，贩运中土丝绸等物和西域的毛纺织物和香料。由番禺（今广州）伸向海外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西汉钱币发行特多，东汉则缣帛谷物兼有货币职能。
西汉末年全国有户一千二百二十万余，口五千九百五十万余，垦田数八百二十七万余顷。人口中以自耕农最多。自耕农经济稳定程度和国家对其控制程度，是衡量国力的主要标准。东汉豪强地主庇荫了大量自耕农作自己的佃客、徒附，所以东汉国力不如西汉。奴婢在两汉都相当多。大商人往往既是大地主又是大奴隶主。汉代社会结构比较复杂，有的学者根据两汉农民和奴隶的状况，认为西汉是发达的奴隶社会，东汉始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变；有的学者则把这样的社会变化解释为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国西晋黄巾起义失败后，东汉外戚宦官又互相残杀，结果同归于尽。189年凉州军阀董卓率兵入洛，一度掌权。东汉献帝受制于人，辗转流徙，历史实际进入了三国时期。
为了反对董卓，关东州郡纷纷兴兵，推袁绍为盟主。后来曹操(155～220)扶汉献帝定都许昌，并于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中战胜袁绍，逐渐统一北方。建安十三年曹军南下，赤壁之战中被刘备、孙权联军击败。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篡汉建魏，都洛阳。221年刘备在成都建汉，世称蜀。孙权受魏文帝曹丕封号，在建业称吴王。222年蜀军出峡攻吴，败于夷陵（见夷陵之战）。从此，北方的魏与南方上游的蜀、下游的吴鼎足而立的形势固定下来。229年孙权称帝。
在三国形成过程中，魏武帝曹操招揽大族名士以为羽翼，又用“惟才是举”的办法从较低层次网罗人才。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设中正察访本郡散在各地的士人，评为九等，作为授官依据。九品中正制并不能超然于世局之外以拔人才，所以逐渐成为巩固士族门阀地位的工具。曹操在各地募民屯田，缓解了北方粮食的困难。赋税改行租调制，田租仍按亩交纳，户调则按户出绵绢以代替汉代的人头税。户调制便利豪强兼并人口，曹操虽加重惩罚兼并，亦不能止。农业、手工业、水利事业都有发展。嘉平元年(249)魏国发生政变，太傅司马懿诛杀宗室曹爽一党，逐渐总揽政权。司马氏陆续压平了魏国臣属在淮南的军事反抗，于265年篡魏为晋，史称西晋。
蜀国汉昭烈帝刘备死后，诸葛亮(181～234)辅政，国小力弱。他与吴大帝孙权结盟，并妥善处理与西南夷的关系，巩固了蜀国政权。然后他率军进驻汉中，同魏军展开争夺关陇的持久战争。诸葛亮死后，蜀国因循守成，政治逐渐腐败，终于在263年为魏所灭。
孙权经过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的两次胜利后，稳固地据有长江中下游地区。吴军征服了境内各郡的山越人，以其丁口补兵补户。农业发展显著。丝织品逐渐兴起，青瓷业、冶铸业、造船业都较发达。江南运河水系得到修整，发挥了较大的通航效益。海上船舰北航辽东，南通南海诸国，黄龙二年(230)还曾到达夷洲，即今台湾。
司马氏执政后，灭蜀代魏，国力迅速上升。280年晋灭吴，三国局面归于统一，并出现短暂的和平安定局面。晋武帝司马炎颁行户调式，规定男女占田的假定亩数和应负田租户调的实际亩数，允许官吏按官品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和佃客、荫户。户调式既承认官僚地主的许多封建特权，又企图予以限制。
豪强大族的继续发展，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朝廷竞争的纷纭复杂，使西晋统治面临危机。晋武帝为了巩固皇权，大封宗室为王，以诸王统率兵马各镇一方。晋惠帝时爆发了争夺中央政权的激烈斗争，诸王相继卷入，形成十六年的内战，称为八王之乱。参战诸王相继败死。西晋被乘机起兵的匈奴覆灭，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
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内徙十六国东汉以来，西北边陲许多民族部落陆续内迁，在辽西、幽并、关陇等地同汉人错居。内迁各族部落组织犹存，但都逐渐向农耕或半农耕生活过渡。汉族政权为了边防和生产的需要，也常招引部落入塞。
进入并州的匈奴部落三万余落，建安末年被曹操分为五部，置帅，以汉人为司马。西晋改匈奴部帅为都尉，以左部都尉刘渊为匈奴五部大都督。南下的鲜卑分部较多。鲜卑慕容部居辽西，从事农桑畜牧，用汉人以建制度，传播文化，还招引流民屯田。鲜卑拓跋部移居今呼和浩特以南的盛乐，西晋末援助受匈奴等部攻击的晋并州刺史，受晋封号。羯人于西晋时入居今山西东南的上党武乡，其人高鼻深目，信奉火袄教，多数习于农耕，部落组织比较松弛。今青、甘地区当时的氐、羌，有不少移居关中，据说占关中人口一半。嘉陵江上游地区的蛮人，又称巴人或人。曹操曾北徙巴人于略阳，与氐人杂处，称为巴氐。
以上匈奴、羯、鲜卑、氐、羌，当时称五胡，加上，合称六夷。十六国就是由上述各族以及汉族分别建立的。人于304年在成都建立的成国，是十六国中唯一在南方的国家。
304年匈奴刘渊起兵，建立汉国。后来匈奴军攻下洛阳、长安，俘掳怀帝、愍帝。318年匈奴刘曜灭汉，次年，在长安建立前赵。同年羯人石勒在襄国建后赵，329年并吞前赵。其时西北地区则由前凉统治。
350年后赵发生冉闵暴乱。前燕慕容率部南下平乱，352年击灭冉魏，占有河北。被强徙于中原的氐族部落回归关中，在长安建立前秦。前秦苻坚灭前燕，统一北方，于383年发动南侵战争，史称肥水之战。东晋击败前秦，前秦瓦解。
肥水战后，北方陷入更严重的分裂局面。关东、辽西地区，鲜卑慕容部先后建后燕、西燕、南燕，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建立北燕。关中地区，羌人姚苌建立后秦，稍后匈奴铁弗部建立夏国。西北地区，不同的民族先后建立过西秦、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等国家，彼此征战并吞，破坏很大。
鲜卑拓跋部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的代国，于376年为前秦所灭。肥水战后，拓跋珪重建国家（史称北魏），于398年称帝，即魏道武帝拓跋珪。439年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六国结束。
东晋南朝西晋亡后，原来驻守建业的琅邪王司马睿，在士族官僚的拥戴下即帝位，即东晋元帝。东晋先后平息了王敦、苏峻之乱（见苏峻、祖约之乱），统治趋于稳定。西晋末年以来，北方人民大量南迁，其中有不少士族高门。士族王导在东晋初支配着朝廷。各家士族争夺门户权力的斗争，构成东晋政治的主要内容。
南来士族祖逖曾率军北伐，一度进至黄河流域。以后，当权的士族多标榜北伐以增门户威望，其中以桓温三次北伐最为有名。桓温曾经收复洛阳，进入关中，用兵河北，但都未能巩固成果。当前秦苻坚发动肥水之战时，东晋面临空前的威胁。由于谢氏、桓氏诸家士族团结对敌，以及谢玄在江北流民群中所组北府兵的勇敢应战，江南得免于一场被胡人侵占的灾难。
肥水战后，南方由于外敌威胁解除而爆发内战。浙东农民也在孙恩、卢循率领下举行暴动（见孙恩、卢循起义）。桓温之子桓玄在内战中获胜，占领建康，一度篡晋。北府将刘裕起兵驱逐桓玄，压平了农民军，进行了几次北伐，终于在420年代晋，建立宋朝。
宋(420～479)、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相继的四个朝代，史称南朝。南朝皇权比东晋时强大，诸家士族虽然还身居显要，社会地位很高，但已不能左右政局。南方经济、文化显著提高，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所谓寒人，逐步进入官僚行列，为皇帝所倚重。南方内地的土豪，从梁陈之际开始，也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这个时期，北方力量上升，发生于南北之间的战争，往往于南朝不利。南朝境土日蹙，陈时只剩下长江以南的东南一隅之地。统一了北方的隋大举进攻陈，589年南朝灭亡。
北朝拓跋部的北魏统治北方以后，北方趋于稳定。北魏各帝都笼络儒生。道武帝重用汉人士族崔宏；太武帝诏征中原士族人物，又内迁河西等地儒生于平城。这些人为北魏立制度，定法律，设学校，兴儒学，使平城成为一个杂有胡汉文化的都市。但是北魏还不敢迁都中原，中原地区只能交给汉族豪强大族以宗主督护的形式进行统治。北魏军中也还保存着严重的民族歧视。
5世纪下半期，北魏汉化趋势加快。魏孝文帝元宏(467～499)时，着手整饬吏治，重建三长制乡官系统以取代宗主督护制，颁行均田制以缓解小民无地的社会矛盾。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并推行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孝文帝的改革改善了北方社会状况，促进了拓跋部的发展，但却引起了一部分守旧贵族和鲜卑武人的激烈反对。正光五年(523)北魏边疆六镇陆续起兵，此后，内乱不止，北魏遂分裂成东魏、西魏，又分别演变为北齐、北周（见六镇起义）。北齐被北周吞并，北周大臣杨坚于581年灭北周，建立隋朝。隋于589年灭陈，南北又归于统一。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先秦儒学，汉武帝时经董仲舒加工改造，成为适合统一国家君主专制需要的新儒学，居于独尊地位。东汉卓越的思想家王充所著《论衡》，包含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自称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实际上未能动摇儒家独尊地位。曹魏名士何晏、王弼首倡的玄学，两晋时期都很发达。玄学内儒外道，矫东汉儒学之弊，但也不能取代儒学。
汉代文学作品，以贾谊、司马相如、张衡等人的赋和散文最有名。乐府诗也很有成就。曹操父子以及“建安七子”，东晋南朝陶潜、谢灵运等以及稍后的一批讲究诗歌格律的永明体诗人，都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南北朝的乐府民歌也很宝贵。刘义庆《世说新语》为有名的小说集。刘勰《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名著。绘画、书法有长足的发展。画家顾恺之、书法家王羲之父子最受推崇。两汉的画像砖、画像石，十六国以后由西域东传的石窟寺艺术，更是艺术中的瑰宝。石窟寺遗存最重要的有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等多处。
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以及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都是史学名著。魏晋南北朝私家编篡史书、地志最盛，但多散失，尚存而价值甚高的有《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
汉代已出现了几种关于天体结构的理论，其中的浑天说为史官采用，并据以设计观天的浑天仪。历法屡有改作。算术方面出现了《九章算术》等多种算经。祖冲之的圆周率领先于世界近一千年。医学中的《黄帝内经》成于汉代。建安时的张仲景被后世尊为医圣，华佗则精于方药、针灸及外科手术，并首先使用麻醉药。农学则汉代的《氾胜之书》、北朝的《齐民要术》最有价值。最重要的科技成果是东汉蔡伦发明植物纤维造纸术。到东晋时，纸完全代替简牍、缣帛而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公元纪元前后传入中国，逐渐蔓延。佛学中渗入玄学内容，影响士族，使佛教传播较快。佛经翻译规模颇大，并出现了西行求法的僧人。东晋法显经陆路到达今印度、斯里兰卡，从海上归来，所著《佛国记》是研究中外交通的重要史料。佛教一部分教义有助于世俗统治，所以历代帝王多提倡佛教，但也发生过帝王灭佛事件。梁武帝时，范缜发表神灭论，主张精神随形体的消失而消失，反对佛教的神不灭论和因果轮回之说。道教作为一种宗教，起源于东汉后期，以阴阳五行解释自然和社会，《太平清领书》是其经典。汉末以张角兄弟为领袖的黄巾起义，就是用道教中的太平道为纽带而组织起来的。南朝时道佛二教出现斗争，道教斥责佛教为夷俗。北魏道士寇谦之在道教中摈弃一些旧时的教义，增加礼法内容。道教也吸收了一些佛教教理和戒规，模仿佛寺建立道观，以利自己的发展。
隋出身于武将世家的杨坚，于581年代周建隋，589年统一南北。隋朝基本确立了以尚书、内史(中书)、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并改地方行政机构为州县两级；废除九品中正制和辟举制，由朝廷任命地方长官和属吏；实行以进士、明经两科取士的制度，开唐代科举制的先河。始创于西魏的府兵，此时一律改列州县户籍，消除了部落兵的痕迹。均田令重新颁布，受田者负担租（一夫一妇粟三石）、庸（丁男年役二十天）、调（每户绢二丈）。隋朝农业发展，仓储富实，手工业和商业也很兴盛。隋炀帝杨广时凿通的由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的大运河，有巨大的经济、政治效益。陆海两道的丝绸之路畅通。
隋炀帝凭借雄厚的国力，大肆兴建和用兵，造成人民极大的痛苦。大业八年至十年(612～614)，炀帝对高丽连续三次用兵，隋军死亡极多。兵徭征发最苦之地，最早发生农民暴动。各地农民逐渐形成三支反抗力量，即中原李密的瓦岗军，河北窦建德的夏军，江淮杜伏威的吴军。大业十三年留守太原的隋将李渊起兵，攻占长安，次年建唐称帝，并依次削平了并起的群雄。
唐朝的政治和经济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626～649）励精图治，史称贞观之治。他知人善任， 虚怀纳谏，重视吏治，轻徭薄赋，节俭自持。唐高宗李治在位时，皇后武则天掌握政权，一度废唐称周，自号皇帝。其时政局虽然纷纭，但社会仍较安定。唐玄宗李隆基（712～756年在位）开元年间国势昌盛，史称开元之治。天宝十五载(755)范阳节度使胡人安禄山及部将史思明等叛乱，下洛阳，攻长安，玄宗向成都逃亡。叛军内讧，与唐相持七年后终于失败，但唐朝也从此衰落下去。
唐初以来，中枢仍行三省制，尚书省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主庶政（见三省六部）。《唐律》是中国完整地存留至今的最早的一部法典，对后世及邻国的法律制度影响甚大。唐初仍行府兵制，府兵受田而不负担租庸调。节度使制度开始出现。学校教育发达。学校生徒及乡贡士人均可应科举试，科举最重要的是进士、明经二科。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仍在实行，但均田户受田远不足数。唐初租庸调以外已出现地税和户税，府兵以外已出现募兵。安史之乱后财政困难，刘晏改革漕运，改进盐政，增加了政府收入。杨炎于德宗建中元年(780)废除失效的租庸调，改征地税、户税，分夏秋两季征收，称两税法。两税法对后世税制影响很大。
安史乱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河朔三镇尤著，形成朝廷与藩镇之间长期的冲突。朝廷中则出现宦官专权和朝臣反宦官的斗争。唐顺宗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进行改革，由于宦官集团反扑而失败。唐文宗时甘露之变，宦官诱杀了大批朝臣。朝臣之间也有以李德裕为首的一方和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一方的所谓牛李党争，纷纭至半世纪之久。
唐代经济全面发展，空前繁荣，玄宗时最为突出。水利事业发达，土地垦辟扩大，注籍人户九百余万，连同大量的逃匿不在籍者，当超过西汉一千二百余万之数。官府手工业规模巨大，私营手工业也很可观。纺织、陶瓷、金属冶铸制造等业，产量和技术都相当高。安史乱后，南方发展加快，种稻、种茶、桑蚕以及制瓷、造纸、造船等业都很显著，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唐代交通发达，商业兴盛，城市繁荣。大城市出现了“僦柜”代客商存储支付钱物；还出现了官营和私营的钱币汇兑，叫“飞钱”或“便换”。
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随着土地兼并和政治腐败，农民逐渐面临困境。大中十三年(859)爆发了裘甫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咸通九年(868)庞勋率领桂林戍卒回据原籍徐州，起义反唐。乾符二年(875)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终于在黄河下游地区爆发。黄巢军转战中原数年，然后南下浙、闽，攻占广州，又北上进据洛阳、长安。广明元年(880)末黄巢在长安称帝。唐朝用藩镇兵和沙陀族李克用兵以抗黄巢，黄巢东撤，在狼虎谷（今山东莱芜境）战死，起义失败。其后唐王朝瓦解，节度使朱全忠（黄巢叛将朱温改名）战胜了其他强藩，诛戮当权的宦官和朝臣，于907年篡唐为梁（后梁），建都开封。这是五代十国之始。
周边各民族的发展唐代是周边各族迅速发展的时期。起源于准噶尔盆地之北的突厥逐渐东迁，隋开皇时分裂为东西二部。东突厥扰边，唐军灭之，唐设羁縻府州以统其民，酋长皆拜官。西突厥控制西域，唐对西域用兵，于其地建都护府及诸镇戍，拓境至葱岭以西。回纥（回鹘）本臣属于突厥，后来渐有东突厥之地，助唐平安史之乱，以马匹易唐绢、茶，与唐和亲。唐末回鹘分裂迁徙，其中的西州回鹘是今维吾尔族之祖，甘州回鹘是今裕固族之祖。
吐蕃为今藏族祖先。唐初松赞干布建立国家，都逻些（今拉萨）。唐朝先后以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王）和亲，带去各种工匠、书籍。吐蕃势力入西域，安史乱后占领河西走廊，并一度攻入长安。此后唐蕃有战有和，穆宗时树立在逻些的《唐蕃会盟碑》至今犹存。吐蕃据河西时，汉人张议潮于大中二年(848)起兵反抗，占有河西大部，深受汉人拥护。
西南地区，出现了建都大理的南诏国，受唐册封，经济文化交流不断，但也时有战争。东北地区，契丹酋长受唐命世为都督，与唐互市。靺鞨族在今黑龙江、吉林境，以渤海为号，仿唐制建立国家，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
科学和文化的繁荣唐代科学文化，同经济一样繁荣。李淳风审定并注解中国古代算学名著，合为《算经十书》。他在历法方面也有成就。僧一行发现了恒星位置变动现象。他通过实测，得出地球子午线1°的长度合123.7公里。这些在世界上都属首创。医药学家孙思邈被后世尊为药王。雕版印刷术最迟出现于玄宗以前，它与早有的造纸术结合，加速了文化传播。隋代李春设计的赵州桥，是今存世界最早的单孔石拱桥。
由于皇权推动，唐初佛、道都盛行，佛教具有更大优势。佛经翻译比较完备，佛教流派逐渐形成。寺院经济膨胀，成为唐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见会昌废佛）。文人中佞佛、排佛者都有。韩愈倡性三品说，李翱倡复性论，排佛崇儒，又受佛学影响。柳宗元、刘禹锡虽略具唯物主义思想，但都信佛。中亚和欧洲宗教传入者多，但信徒还少。
唐代官修前朝历史，在二十四史中占有八种。刘知几《史通》是价值很高的史学理论著作。杜佑《通典》总结历代典章制度，开“政书”一体之始。文学则诗人辈出，作品丰富，初唐陈子昂，盛唐李白、杜甫，中唐白居易、元稹，晚唐李商隐、杜牧，是唐诗的杰出代表。词(长短句)是配乐的诗歌新体裁，中晚唐逐渐流行。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以改革骈体文为目的的古文运动，把散文写作提到一个新阶段。此外，传奇小说和保存于敦煌文献中的称为变文的俗讲文学，都有丰富内容和文学活力。
绘画、雕塑艺术名家迭出。阎立本、吴道子的人物画，李思训父子、王维的山水画，以及曹霸的马，韩滉、戴嵩的牛，边鸾的花鸟，均有独创，其中的吴道子被尊为画圣。见于石窟和墓室的壁画，甚多珍品。雕塑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今存唐代雕塑作品如昭陵六骏、龙门佛像以及敦煌莫高窟和其他石窟中的实物，都闻名世界。书法则楷、行、草法均有高手。音乐方面，隋有七部乐，唐初扩充为十部乐，西域的及域外的占一大半。玄宗时改编为立部伎和坐部伎，并设梨园训练乐师。舞蹈、舞曲也都有汉有胡。这一特点最能反映唐代扩展的国势、密切的民族关系和频繁的域外交往。
五代十国唐亡以后，中国政治失去重心，分裂割据出现。中原地区从907年到960年间出现相续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称五代；南方则出现九个或并列或相续的国家，加上后周时北方河东地区的北汉国，合称十国。唐、晋、汉的君主和北汉的君主是沙陀人。
五代政权改易迅速，中原战乱频仍，社会经济破坏严重。南方动乱较小，吴蜀地区继续发展，闽、广、湘、鄂地区也加速了开发过程。南方粮、茶、棉、蚕等业发展突出，雕版印刷业南北均盛。南北贸易以及南方海上贸易都具有相当规模。
五代的动乱，是黄河流域由藩镇割据走向统一的过渡。后周时期这一地区已趋稳定，后周孕育出的赵宋政权更进而结束了十国的局面。但是五代时出现的契丹南进问题却未能解决，成为北宋大患。
北宋与辽、夏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周立宋，建都开封。北宋为加强皇权，以枢密使掌军政，三司使掌财政，而宰相只管民事。在地方，则削夺节度使权力，以文臣为知州、知县；废除“留州”、“留使”旧规，钱谷悉送中央；选蕃镇兵补禁兵，宿卫京师。为防握兵者的专擅，禁兵分领于三衙，而发兵权在枢密院。禁兵常更戍各地，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这种重内轻外的兵制足以防藩镇割据，却不能保障防务需要。
契丹人于916年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国，常向南方进攻。后晋高祖石敬瑭向契丹国奉献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的燕云十六州之地（见幽蓟十六州）。947年契丹陷开封，正式称辽国，并掠夺开封财货人口至上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契丹制度，皇帝有自己的“斡鲁朵”，其所统领的军队、奴婢、州县，属皇帝私产，皇帝死后由其后人继承。皇族后族有头下军州，以所掠汉人、渤海人从事农耕。皇帝四时游猎，朝官随行，有固定处所，称四时捺钵，有时会议国事。其官制，北面官和南面官分理契丹事和汉人事；北枢密院和南枢密院分司契丹军事和汉人军事。辽宋疆域大体以今河北中部为界。宋太宗赵炅两次攻辽，企图夺回燕云十六州，都未成功。辽军南侵，于景德元年(1004)直趋澶州（今河南濮阳境），开封震动。宋真宗赵恒被迫与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辽军始退。
西夏是以党项人（羌族的一支）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地境包括今宁夏全部以及甘肃、陕西、青海、内蒙古一部。西夏虽仿宋制设官，但实际是蕃汉分治。经济上有农有牧，有多种手工业，产盐。党项人建国前，与五代及宋时战时和。1038年元昊称帝，此后连败宋军和辽军，形成宋、辽、西夏鼎立形势。宋夏战争中宋军损失惨重。和议成，宋输夏银、绢、茶，开边境贸易。北宋政局时有反复，宋夏也时战时和，关系不稳定。南宋时蒙古灭西夏。
北宋社会、政治与王安石变法北宋立国不久，积弱积贫局面就暴露出来。由于对辽、夏用兵，禁兵达百余万，兵费占岁入大半，引起严重的财政危机。军队腐败，战斗力极差。官僚机构庞大，缺乏效率。由于官府勒索严重，北宋初年就出现过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川峡地区农民起义（见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后，农民和士兵暴动时有发生。
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不少士大夫提出过改革倡议。范仲淹等奏请整饬吏治、兴农桑、减徭役诸端，宋仁宗赵祯下诏施行，称庆历新政。旋以受到反对而被罢废。
宋神宗赵顼立志改革，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陆续制定均输、市易、免行诸法以调剂市场，保障国用；制定青苗、免役、方田均税、农田水利诸法以调整税役，发展生产；制定将兵、保甲、保马诸法以整顿军队，加强统治。各项新法程度不等地达到了预期目的，也产生了弊端。哲宗元祐元年(1086)，守旧派司马光为相，废除新法，罢逐新党。但守旧派内部见解分歧，形成洛党程颐等人、蜀党苏轼等人、朔党刘挚等人的党争（见蜀洛朔党争）。哲宗亲政，改元祐为绍圣，继续实行新法。此时新法一派分裂，变法意义逐渐模糊。宋徽宗赵佶亲政后，新政完全成为聚敛手段。宰相蔡京定复旧诸人及异己者为“元祐奸党”，或罢或徙。统治者的括剥激起了宋江领导的京东一带农民起义和睦州方腊以摩尼教组织的农民起义，后者规模尤大（见方腊起义）。此后，河北、京东不断有农民起义，北宋岌岌可危。
其时，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兴起，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建立金国，向南屡败辽兵。宋金约定联合攻辽。宣和七年(1125)金灭辽，乘势侵宋，进逼开封。钦宗拒绝李纲等人意见，对金割地赔款求和。金人再度南侵，攻入开封，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1127）掳徽、钦二帝及皇室并宝玺舆服等北撤，北宋灭亡。
南宋与金南方的社会经济建炎元年五月，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南宋高宗。宋高宗赵构置北方大批抗金的忠义民兵于不顾，迁都扬州。建炎二年金人南侵，高宗逃亡杭州（临安），再逃海上。金人蹂躏至于浙东。此后岳飞力撑危局，在长江中游出击，一度攻占郑州、洛阳等地，并积极联络各地忠义民兵。但是高宗畏惧金人，以秦桧为相，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于绍兴十一年(1141)签订屈辱的和议，对金称臣纳贡(见绍兴和议)。孝宗隆兴二年(1164)改金宋君臣之国为叔侄之国（见隆兴和议）。宁宗时韩侂胄北伐失败，嘉定元年(1208)又改为伯侄之国。此时蒙古族已兴起于金国后方，金国从中都（今北京）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以避其锋。蒙古军陷开封，南宋军与之配合，共围金哀宗于蔡州，端平元年(1234)金亡。从此蒙古军不断南侵，攻占成都、襄阳，陷大理，得吐蕃，终于进逼临安，于1276年灭南宋。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于海上拥立幼帝，但不久亦告失败。
南宋统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暴动不断发生。但是这个时期南方经济发展很快，人口和垦田面积大增，水田多圩田，山区多梯田。新稻种的育成和传入，麦稻两熟和双季稻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亩产量。茶树、甘蔗、桑麻、棉花（当时称木绵）以及柑桔、荔枝等果木，种植都比较普遍。丝织、造纸、雕版印刷、造船等手工业都空前发达。商业活跃，铸钱远不足用。北宋时已出现了称为交子的纸币，南宋时纸币成为主要货币。由于滥发纸币，使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苦，国家也面临财政危机。
元蒙古族原居大漠以北。铁木真击败各部落，完成了蒙古的统一，于1206年建蒙古国，称成吉思汗。蒙古军在灭西夏(1227)、灭金(1234)以前，发动西侵，至于中亚、东欧、波斯；以后又两次西侵。这个以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为中心的横跨欧亚的大汗国，不久就分裂成几个独立的汗国，名义上奉蒙古皇帝为大汗。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以金中都为大都。1276年元灭南宋，统一南北。此后十余年中，元军屡次入侵邻国，多败少胜。元朝任用汉地士人兴儒学，定制度，设中书省管理行政，枢密院司军事。中书省辖河北、山东、山西等“腹里”地区，余地分设行中书省（行省）。全国有驿站联系，沟通信息。
元朝的北方承长期战乱之后，破坏严重。元世祖提倡农垦，修治黄河。为蒙古贵族和官府需要的手工业，都设局管理，用匠户生产。民间棉织业、丝织业相当发达。通惠河的开凿使大运河可以直达大都，便利漕运。近海航运也较发达。纸币“交钞”行用于全国。西方人旅居中国的很多，称色目人。许多色目人经营国内外贸易，拥有特权。大都在那时是一个国际都会。
蒙古政权对汉人剥削压迫严重，引起汉人的强烈反抗。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时以宗教和秘密结社为纽带的农民暴动遍及全国。至正十一年(1351)，修治黄河的民工中爆发了以红巾为标志的大起义，迅速蔓延到河淮广大地区，继续向四方扩展。红巾军徐寿辉、彭莹玉部攻下杭州，众至百万。刘福通部于至正十五年于亳州奉韩林儿为帝，稍后分兵三路北攻元军。至正二十三年刘福通败。濠州红巾军朱元璋过江在苏、皖、浙一带压平各支割据势力，罗致士人，振兴农业，不久就奄有东南半壁。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北伐，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第二年进据大都，建立明朝。
宋、元科技与学术文化宋代科学上最主要的成就，是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的开发应用。战国时人发现了磁石指南原理，北宋时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是航运史上的空前进步。北宋出现了毕昇创造的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四百年。唐末战争中开始出现的火药和火药武器，在宋、金、元军中多有使用。管形火器出现，在武器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外宋苏颂创制了世界第一台天文钟（见水运仪象台和假天仪），宋李诫写成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元郭守敬制订了先进的授时历，王桢写成《农书》，都是重要的科技成就。宋沈括《梦溪笔谈》是一部古典科技名著，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儒家经学吸收了佛、道思想，在宋代形成理学。程朱理学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认为理在百物之先，是客观唯心主义。陆九渊主张心即是理，称为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浙东学派的思想家陈亮、叶适则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宗教方面，宋代佛教禅宗最为发达，元代则重喇嘛教。宋、辽、金、元都曾刻印大藏经。道教也颇流行，宋徽宗就是著名的道教徒。金、元时期刻有道藏。此时中原形成了一些新的道教派系，其中全真道的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的尊崇。唐代传入的基督教 (景教，也里可温)、伊斯兰教、摩尼教，宋元以后颇为流行。摩尼教南宋民间称吃菜事魔，在方腊起义和元末农民战争中都曾起过组织作用。
古文运动有大发展，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被称古文八大家。宋代诗作丰富，词作更达高峰。晏殊、苏轼、柳永、辛弃疾等均为一代词宗。宋、金时话本、戏曲盛行。元曲创作非常繁荣，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都是文学瑰宝。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面世，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熟。宋代史学发达，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最负盛名。地理总志和方志著作丰富。金石学成为一门新学问。
宋画以山水花鸟著称，风俗人物画也很盛。张择端的《清明上河画》描绘了汴京生活景况，富有史料价值。元代画家摆脱了宋代画院形式主义影响，造诣很高。
唐、宋、元的域外交往唐、宋、元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和文化对于四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个时期各国使臣、商人、学者和宗教人士频繁往来，工匠东西流动，军队大规模调遣，使中国与域外交往空前活跃。
中国与朝鲜半岛历有往来，隋和唐初侵朝战争，是交往密切的畸形反映。朝鲜乐舞对隋唐影响颇大。新罗统一半岛后，与唐交聘频繁，晚唐时新罗学生留唐者达二百余人，其中的崔致远所作《桂苑笔耕集》流传至今。沿海许多城市都有新罗商人居住。日本在645年（唐贞观十九年）“大化改新”后，社会发展加速，吸收中国文化更为迫切。日本派出遣唐使十多次，每次都有士人、僧侣、工匠数百人偕行。中国鉴真和尚于天宝年间赴日传授戒律，至今犹为日本人民景仰。日本入唐的官员、僧侣回国介绍唐文化的，颇不乏人，唐朝各种制度和城市建筑，均为日本取法。日僧圆仁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珍贵历史文献。日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晃衡，仕于唐朝。
唐与印度交往，玄奘、义净是重要人物。玄奘贞观时西行求法，经中亚、巴基斯坦到达印度，取经东归后所写《大唐西域记》，是所至诸国古史的重要资料。义净稍后由海道至印度求法，也有著作留存。唐代观象授时官吏多印度人。唐还与大食、波斯有密切交往。
宋代域外海上交通频繁，南行多由广州、泉州，东行多由登州、明州。港口城市设市舶司，主管船舶出入。进出口货物种类甚多。
元代域外交往极盛。西方诸蒙古汗国多与元有驿路相通。东西方之间往来的使节、商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元与日本、东南亚诸国也多联系。中印之间的海上，多有中国船舶航行。与阿拉伯半岛交通，除海路外，据说还有经云南的陆路。远输东非的中国瓷器，甚至转销到摩洛哥。1246年蒙古大汗曾有诏书致欧洲教皇。罗马天主教士东来者多，大都、泉州都设主教。1275年威尼斯商人之子马可·波罗(1254～1324)随父来中国，侨居十七年，留下著作《行纪》，在许多世纪中一直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和亚洲的主要文献之一。
明朝的建立及其政治、军事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皇帝位于南京，是为明太祖。明朝建立之初，致力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蓝玉二案，诛杀大批功臣，锄灭异己，提高皇权（见胡惟庸案、蓝玉案）。废丞相，分中央权力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锦衣卫（明成祖朱棣时又设东厂），由宦官掌管，直接听命于皇帝，侦查和镇压反对势力。全国各地设十三布政使司，由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理民政、财政、司法、军事（见都、布、按三司）。军队分驻各地，屯田自给，设立卫所，由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管辖。科举取士，考试八股文，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调查各地居民的丁口、产业，载入黄册。丈量全国土地，将每户土地的数目、四至载入鱼鳞图册，作为赋役的依据。又实行里甲制，里甲内人民互相知保，以防止犯罪、逃亡、隐匿等情。
朱元璋分封诸子于各地，使之屏藩朝廷。他死后，皇孙建文帝即位，被其叔燕王棣起兵打败，史称“靖难之役”。朱棣即帝位，即明成祖。为了备御退往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明成祖多次领兵出塞作战，并迁都北京。此后，蒙古瓦剌部领袖也先率兵入内地，明英宗率兵亲征，被俘于土木堡（见土木之变）。也先兵临北京城下。兵部尚书于谦等与北京军民竭力防御，另立英宗之弟祁钰为景帝。也先战不胜，议和退兵，释放英宗。明英宗夺回帝位，杀景帝及于谦等（见夺门之变）。
明朝加强中央集权，但许多皇帝或昏庸、或年幼，不亲理朝政，大权旁落于宦官之手。司礼监代皇帝批阅奏章，发布政令，他们作威作福，贪污勒索，迫害正直的大臣，朝政日益腐败，社会矛盾尖锐（见明代宦官、阉党）。明朝中叶发生了许多次农民起义，但都被镇压下去。
嘉靖时，宦官势力一度受裁抑，但内阁又擅权。内阁成员用翰林院官吏，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权力渐大。严嵩为内阁首辅，专权甚久，贿赂公行，政治腐败，边疆的事态也很严重。蒙古鞑靼部势力复振，明廷设立九边重镇，修筑长城，屯驻重兵，仍不能挡住蒙古的进攻。俺答汗多次突入长城，逼近北京。
隆庆、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统治，实行改革。他大力加强边防，整顿吏治，振兴农桑，修治河道。他还在全国范围推行一条鞭法。把各种名目的赋税杂役，合并为一，折银征收，杜绝征收中的许多弊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由于蒙古贵族、僧侣以及汉族大地主受到打击，明朝初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无主荒地。明太祖收集流亡，减免赋税，自耕农的数量显著增加了。不少奴婢获得了自由，佃户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也有所削弱。手工业匠役除规定的劳役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受雇佣。明初在全国推广植棉，提倡经济作物，烟草、番薯、玉米、花生等农业新品种先后从国外引进中国。手工业方面，遵化铁冶、佛山铁冶、北京西山的采煤、景德镇的制瓷、苏州的丝织、松江棉布都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丝织业中，一方面出现了拥有数十张织机的机户，是手工作坊主或工场主；另一方面出现了掌握生产技能，专受雇佣的“机工”。机户与机工之间是雇佣关系。这表明，中国的资本主义已有了微弱的萌芽。
在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更加发展。商品种类繁多，交换频繁。在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地方，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出现了如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广州以及汉口、佛山等繁华的城镇。农村中，集市庙会贸易更加兴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流通贸易的渠道和网点。
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和明末农民起义明朝后期，社会矛盾继续发展，土地集中十分严重。皇室和藩王勋戚的庄田遍布各地，福王的赐田达两万顷，其他藩王的赐田也很多。地主豪绅则巧取豪夺。政府赋税迅速增加，所谓“三饷”每年共征银一千六百余万两，超过了全年的正赋收入。
一部分官吏士大夫希望缓和社会矛盾，要求抑制宦官和贵族的特权。他们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臧否人物，被称为东林党人。东林党人遭到权贵太监的打击、迫害，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
明末，城市居民和手工业者进行了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首先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临清的市民、脚夫万余人，反对宦官马堂滥收商税，残剥商民。随后湖北荆襄、武汉等地市民反对宦官陈奉，苏州市民和织工反对税监孙隆，北京西山煤矿工人反对矿监杨荣。驱逐矿监税使的斗争在各地城镇此伏彼起。
农村中的斗争也在酝酿发动。天启七年(1627)陕西灾荒，官吏催逼赋税，激起民变。农民王二等攻入澄城，杀死知县。不久，王嘉胤、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各部齐起，成千上万的饥民参加农民军的行列。崇祯六年(1633)闯王高迎祥联络七十二营，众数十万。崇祯八年，各路起义军集会于荥阳，商讨战略，联袂东进，攻破凤阳。次年高迎祥战死，余部推李自成为首，仍称“闯王”，转战不利，暂时隐避于商洛山中。崇祯十二年，复出山，招集部众。张献忠亦再起于湖北谷城。时值河南灾荒，李自成军入河南，大批饥民从之如归， 有些知识分子也投入起义军队伍，出谋划策，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并整顿队伍，申明纪律，实行平买平卖政策。起义军队伍迅速发展，所向克捷，攻克洛阳、襄阳、西安等地，建号“大顺”。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号“大西”。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起义军从西安出发，占领太原、大同、宣府，明朝官吏将士望风归附。三月十八日，大顺军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见李自成起义、张献忠起义）。
满族兴起清朝入关满族的先世是女真，分建州、海西、野人三部。其中建州女真从黑龙江流域逐渐向南迁移，定居于长白山之南。其领袖努尔哈赤，曾受明朝龙虎将军封号，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经多年征战，统一了建州各部，又对海西女真作战，灭哈达(1601)、辉发(1607)、乌拉(1613)、叶赫(1617)。在战争中创立八旗制度，将满族全体军民分别编入八旗。并创制文字，设官颁律。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称汗，国号“大金”。接着，在萨尔浒打败了明军，攻取沈阳，席卷辽西。
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继位后，攻灭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统一了漠南，又两次进军朝鲜，切断明廷与朝鲜的长期联盟。时明朝袁崇焕在山海关外筑城固守，皇太极避开明军的设防阵地，从其他关隘逾长城，入内地，攻掠河北、山西、山东。崇祯末，清军进攻松山、锦州地区。明督师洪承畴被俘降清，明朝在山海关外的要隘尽失。同时，皇太极努力整顿内部，建立内三院和六部，设立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任用汉族的官员将领，大力加强皇权，削弱满族皇室诸大贝勒的权力。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
皇太极死后，其子顺治帝（清世祖福临）即位，多尔衮为摄政王。多尔衮在明将吴三桂的接应下，率兵入山海关，打败李自成的大顺军。李自成弃北京西走，清兵长驱而入，破陕西、入湖广，连败大顺军，又败张献忠于四川。明朝的残余势力在南方组织抵抗，但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不能有效地防御。清兵南下，南明督师史可法战死于扬州。清兵先后击破南京的弘光政权、浙江的鲁王势力、福建的隆武政权、广东的绍武政权。由于清兵的烧杀抢劫和民族歧视，激起了汉民族的激烈反抗，其中有反对剃发令的江南士民；有北方的吕梁军、榆园军；有西南地区李定国的农民军余部以及福建沿海郑成功的队伍。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与农民军合作，得以维持十余年。顺治十八年(1661)清军攻取贵州、云南，李定国战败，永历帝逃奔缅甸，被清军俘杀。
康熙帝（清圣祖玄烨）继位后，从专权跋扈的鳌拜手中夺回了政权，但南方的反对势力尚未消除。吴三桂在镇压南明的战争中立了功，与耿精忠、尚之信起兵反清，史称“三藩之乱”。吴三桂等一度占据了长江以南以及四川、甘肃的广大地区，但经过八年战争，仍归失败，清朝终于确立和巩固了对全国的统治。
清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清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安抚流民、鼓励垦荒；实行更名田，将明代藩王和大官僚的土地给耕者永为世业；治理黄河、淮河、永定河，建立各种堤闸塘堰；推广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又减轻赋役，蠲免钱粮；发帑赈荒。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1723)推行“地丁合一”，将应收的丁银分摊入地亩之内，废除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减轻了贫民的负担（见摊丁入地）。又实行“耗羡归公”，将正税以外各地任意加派的附加税固定税额，由国家统一征收，作为补贴官员的“养廉银”。这些都使农业生产有所提高，手工业也有进步。江南棉织业很发达，棉布行销甚广，多为家庭作坊所产，已有包买商人。苏杭南京出现了拥有织机数百张的机户。云南铜矿，工人数十万，技术精良，分工细密，最高年产量达一千数百万斤。景德镇的瓷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数十万。此外，采煤、冶铁、制盐、伐木、造纸等手工行业均有一定发展。手工业的生产规模、资金数目、雇工人数、技术水平、产品质量，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先进的经济因素集中在长江和珠江的下游，广大的腹地、山区和边疆，经济、文化还很落后。整个中国，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封建的经济结构远未解体。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加强清承明制，政治上多所沿袭。所不同的是有内务府管理宫廷，有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雍正时，又设军机处，取代内阁的职能，总揽政务。地方设巡抚、总督管辖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军队则以八旗、绿营为国家经制之兵，战时还组织团练乡勇。
清朝平定三藩以后，把战略重点移到北方，和强大的准噶尔蒙古长期作战。康熙时，准噶尔领袖噶尔丹据有伊犁，占领天山以南，征服青海、影响西藏，又和喀尔喀蒙古冲突，打败喀尔喀三汗，三汗南奔。康熙二十九年，清军败噶尔丹军于乌兰布通。以后，康熙屡次亲征，深入大漠，噶尔丹势穷自杀。以后，策妄、策零相继为准噶尔汗，屡和清廷抗衡。策零死后，诸子互相残杀，达瓦齐夺取汗位。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先后擒俘达瓦齐，打败阿睦尔撒纳，平定准噶尔。乾隆二十三年，清军入南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天山南北。
清朝入关以前，已和西藏发生联系。顺冶时，达赖五世曾到北京觐见清帝。康熙末，清廷设驻藏大臣，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乾隆后期，廓尔喀入侵西藏，大掠日喀则，清军入藏驱逐廓尔喀军，制定西藏章程，进行政治、军事、财政改革。并定“金奔巴”（金瓶）制，达赖、班禅死后，其继承人用金瓶掣签决定，以防止贵族操纵擅权。清朝还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制度，设置行政官员。
清朝努力经营边疆，使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国家统一更加巩固。
清朝中叶，国力中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激增，天灾频仍，官府贪污腐败之风日盛，人民纷起反抗，包括秘密组织白莲教、天理教的反清斗争，规模不小，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
明清的思想文化明清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特别推崇朱熹。他们编纂了许多解释儒家经典的书籍，作为儒生的教材。他们也留意古代典籍的搜集编篡。明成祖编纂《永乐大典》。共两万三千卷；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共七万九千余卷。
明朝王守仁提倡“致良知”，主张“良知”就在人心之中，他的学说风靡明代后期的学术界。明末，李贽激烈反对理学，并怀疑孔孟学说的价值，给沉闷的学术界吹拂了一阵清新之风。明清之际，随着社会的大变动，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卓越的思想家，他们趋向经世致用，反对专制政治，提倡唯物主义，思想界呈现活泼的生机。清朝统治逐步稳定后，对思想文化加强控制，大兴文字狱，学术研究转向脱离现实。对古代儒家经典的诠释、考证，在文字、音韵、辨伪、校勘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这就是乾嘉时期的汉学（见乾嘉学派）。其中，戴震坚持唯物主义思想，主张“人欲”的正当性，指责理学家以“理”杀人。
明清的戏曲、小说成就最为辉煌。明中叶以后，同时出现了以汤显祖《牡丹亭》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剧作，清初又有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的《长生殿》。小说则有明后期吴承恩的《西游记》，写唐僧取经；《金瓶梅》写市井的世态风俗。还有冯梦龙编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神鬼故事揭露社会病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刻画了科举制度下的知识界；曹雪芹的《红楼梦》以一个大家族的盛衰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矛盾（见明清小说）。
在科学技术方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以及清代编篡的《数理精蕴》、《行水金鉴》、绘制的《皇舆全图》，都是中国科技史宝库中的瑰宝。
明清（1840年前）的对外关系明初，中国的航海业位于世界先进行列。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到达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以及东非各地，船队多达数十艘，大船可容千人（见郑和下西洋）。
明中叶，日本的一部分武士、浪人和中国沿海的富豪勾结，长期侵扰中国东南各省，被称为倭寇。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领导军民，战斗多年，方得平息。明万历中，日本丰臣秀吉进攻朝鲜，朝鲜国王向明廷求援，明廷发兵败日军于平壤，日军退出朝鲜。
16世纪初，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以租借为名，占据澳门。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接踵而来。明末，荷兰侵占台湾，17世纪中叶，郑成功率兵渡海，驱逐荷兰侵略者，夺回台湾。
沙俄向东扩张，于明末清初跨越外兴安岭，达到黑龙江流域，清军和当地各族人民并肩抗击。康熙中，发生了雅克萨之战，俄军战败，沙皇遣使与中国谈判。康熙二十八年(1689)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雍正五年(1727)又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线。
明清之际，西方许多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最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他们在北京和各地建立教堂，传教宣道，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曾和徐光启、李之藻等士大夫合作，汤若望、南怀仁则和顺治帝、康熙帝交往。但是西方文化并没有在中国扎下根。罗马教廷因礼仪问题，和清政府发生冲突，清政府禁止传教，并驱逐外国教士，活跃一百多年的传教事业遂告衰歇。
18世纪，英国垄断了对华贸易。当时，中国的对英贸易长期出超，茶叶、生丝、土布大批出口，而英国的机制纺织品遭到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抵制，难以打开市场。清政府将中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口，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交涉也必须通过行商作中介。英国先后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提出扩大通商，开放口岸的要求，清政府一概拒绝，中英在商务和政治上的矛盾日益尖锐。19世纪初，英国商人从印度贩运鸦片到中国，以抵消对华贸易的逆差，榨取中国财富。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清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无效，不得不采取严格的禁烟行动。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林则徐奉派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他雷历风行地收缴和焚毁了大批鸦片，要求英商不得在中国贩运毒品。英国却以破坏商务为借口，武装入侵中国。道光二十年(1840)，英舰攻陷浙江定海，驶抵大沽口。清廷在威迫下发生动摇，将林则徐革职，派琦善赴广州谈判。琦善接受割地赔款的屈辱条件。清政府又不甘心不战而降，撤换了琦善，调集军队在广州、浙江两地和英军作战。广州三元里人民曾有力地打击英国侵略军（见三元里抗英斗争）。而清军纪律废弛，指挥混乱，两战均告失败。英军入长江，兵临南京城下。清廷被迫议和。道光二十二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赔款，割香港，开放五口通商，协商议定税则等。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从此，独立的封建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此后，外国为扩大侵略权利，于咸丰六年(1856)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各以借口，联合派兵，占领广州，又北上至天津，胁迫清廷签订《天津条约》，清廷丧失了许多主权。第二年，英法公使为交换条约前往北京，竟带军队向清军驻防地区挑衅，遭到中国军队的还击。英法又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于咸丰十年攻陷北京，清帝逃往热河。英法联军烧杀抢劫，焚毁了建筑宏丽、藏有大批文物珍宝的圆明园。清政府被迫接受《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帝病死热河，六岁的同治继位，其生母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密谋，于回銮北京时发动政变，处死辅政王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见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从此，她总揽大权，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了。洪秀全接受了外国基督教的某些思想，劝人信拜上帝，宣传朴素的平等观念，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区传教，赢得大批农民信徒，形成了包括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的领导集团。拜上帝会与地主、官府冲突，于道光三十年(1850)底在桂平金田村起义抗清，建国号太平天国，尊洪秀全为天王。太平军击破清军阻拦，自广西北上，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定都南京，并改名天京。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建立兵农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守土乡官制，企图达到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同时，分兵北伐、西征。北伐军到达直隶，遭清军阻击而失败；西征军遇到了曾国藩组建的湘军的顽抗。这时天京发生内讧，先是洪秀全与杨秀清不相容，韦昌辉利用洪杨矛盾，举兵杀杨。不久，洪秀全又杀韦昌辉。石达开奉调回京辅政，因遭猜忌，又领兵出走。这次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幸赖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与捻军、天地会配合作战，才能渡过难关，支撑住危局。太平天国后期，在军事上取得了若干胜利，打破了清军的江南和江北大营，取得了苏州、杭州。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湘军、淮军从四面八方进攻，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外国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和清政府勾结，枪口转向太平军。太平军内部则队伍散漫，纪律废弛，刑赏不公，战斗屡次失利。咸丰十一年(1861)，安庆失守，太平天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日益被动。同治三年(1864)，洪秀全逝世，清军攻破天京，幼天王和李秀成突围，先后被俘，坚持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遂告失败。
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沙皇俄国对中国的边疆觊觎已久。在英法联军期间，它派军队沿黑龙江而下，迫使清政府于咸丰八年和十年签订了《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侵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俄国在勘分中俄西段边界时，又夺取了巴尔喀什湖以东大片地区。当浩罕国的阿古柏侵入喀什噶尔时，俄国也趁机占领伊犁。清廷派左宗棠率兵出关，打败阿古柏政权，收复了大片领土（见阿古柏事件）。以后，清廷遣使与俄多次交涉，虽然收复了伊犁，仍丧失了不少领土和主权。
英国以缅甸为基地，侵入云南。其译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英国借机讹诈，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不久又武装入侵西藏，遭到西藏军民的抗击。日本也效法西方殖民主义的行径，一度入侵台湾，勒索赔款。清政府为加强西部边疆和东面海疆的管辖，将新疆和台湾建为行省。
列强还通过驻京外国使节、军事顾问、海关税务司加强对清政府的影响。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南北洋大臣，和外国打交道。在列强的影响、扶助下，清政府内形成了以奕?和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主张引进西方的枪炮、机器、科学技术以支撑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工厂、矿山、轮船、电报、铁路事业；主持了对外国的谈判；并用购买和制造的枪炮船舰装备军队，创立了北洋舰队和闽江舰队（见洋务运动）。
光绪九年(1883)爆发了援越抗法战争。法国侵略越南，并以此作为入侵中国西南的跳板。越南求援于清朝，驻越南的刘永福黑旗军英勇抗击法军，国内清军也进入越北，阻挡法军推进。法舰侵扰台湾，又入闽江，发动突然袭击，将中国的闽江舰队全部击沉。法国陆军进攻中国边防要隘广西镇南关，老将冯子材奋勇抗敌，大败法军（见中法战争）。军事形势虽已转为有利，清政府仍接受屈辱条件，停战议和，缔结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约》。
新经济、新阶级、新思想19世纪下半期，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中国主要出口丝茶，进口棉纱、棉布，外贸连年入超。纱布和其他商品大量输入，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的生计，同时也刺激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并初步发展。清政府引进外国的机器、技术，建立一批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这是封建政府的官办企业，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近代工厂。稍后，航运、采矿、纺织等行业中出现了官督商办企业、官商合办企业，如上海轮船招商局，直隶开平煤矿、上海织布局等。这些企业以营利为目的，在企业性质、经营方式上有了进步，但官和商的势力在一个企业中并存，必然发生矛盾，使企业不能正常发展。纯粹商办企业最初在缫丝、制茶、碾米等行业中出现，后来推广到纺织、开矿等方面，但规模较小，资本不足，技术落后，发展缓慢。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投资于近代工业，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他们既保持着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又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中国的无产阶级最早出现在外国人开办的工厂中，以后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力量日益壮大。在清朝灭亡以前，中国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还没有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但已开展了许多次罢工斗争。
中国的思想界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主张了解外国，仿造船炮机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后，要求学习外国，进行变革的思潮日益发展，薛福成、马建忠、王韬、郑观应等大力提倡开工厂、筑铁路、办学校、译书籍，要求发展经济，增加出口，以及改善君主官僚和绅商民众的关系。有的还提出了立宪、议院的主张，为以后的维新运动作了思想准备。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之请，派兵入朝。羽翼渐丰的日本早已凯觎朝鲜并企图向中国挑衅，把这看成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好机会，立即派兵到朝鲜，与清军对垒。在两国并未宣战的情况下，日舰击沉了中国运送军队的商轮，迫使清军应战。清军在平壤设防，在日军的攻击下失败，退过鸭绿江。日军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占领辽东，攻陷旅顺、大连。北洋舰队被日舰邀击于黄海，多艘舰船被击沉，日舰也受到较大的打击。中国舰队退守威海卫。日本海陆军封锁海面并在山东登陆，中国舰船被困在军港内，遭到海陆两路炮轰，势穷力竭，全军覆没（见中日甲午战争）。
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始终抱对日妥协方针，乞求列强调停。在海陆军战败后，由美国干预，李鸿章赴日本求和，签订《马关条约》，赔款银二亿两，割让台湾，并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主战派官吏要求停止谈判，继续抵抗。康有为集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向光绪帝（清德宗载湉）上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形成浩大的政治运动。这时，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并筹划在广州起义，因事机泄露而失败。台湾军民不愿脱离祖国，奋起反对日本占领军，在饷械俱缺，与祖国联系隔绝的艰苦条件下，进行了壮烈抵抗。
战后，清政府无力支付战争赔款，只得向帝国主义列强大量借款，以关税、盐厘作为抵押品。李鸿章赴俄京祝贺沙皇加冕，俄国诱使他缔结《中俄密约》，取得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各国纷纷效尤，强迫清政府接受多次铁路借款，夺取了中国津镇路(后改津浦)、芦汉路（即京汉路）、粤汉路和关内外铁路（即京沈路）的修筑权。帝国主义还垂涎中国矿产资源，纷纷成立公司，攫取各省的采矿权。
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派军舰占领胶州湾，租借青岛，把山东作为其势力范围；随后，俄国军舰强占旅顺、大连，把东北作为其势力范围；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把两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英国除视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外，又租借威海卫与九龙；日本则把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美国为了与列强共享利益，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插足于列强的势力范围内（见租借地）。
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在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刺激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要求变法自强，挽救危亡。他们主张学习外国，把西方的政治社会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猛烈抨击中国的专制统治、科举八股、纲常伦理。各地纷纷成立学会，开办学堂，出版报纸，响应变法。光绪帝采用他们的主张，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下诏宣布变法。康有为等建议发展农工商业，提倡私人设厂，奖励发明创造，改革军事和财政制度，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废除八股，创办京师大学堂，翻译西书，选派留学生等。这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八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康、梁逃往日本，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康广仁、杨深秀被杀，历时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遂告失败。
戊戌运动刚刚被镇压，以农民为主体并有城市人民参加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相继展开了。义和团起于山东北部，利用宗教迷信和武术发动群众，笼统排外，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他们被山东地方当局镇压，向直隶发展，渗入天津、北京。部分官僚力图操纵他们。为了镇压义和团，英、法、俄、日、德、美、意、奥八国组成联军从大沽口登陆，进攻天津、北京。义和团和爱国的清朝官兵抵挡不住八国联军的攻势。光绪二十六年七月，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奔西安。八国联军在北京及周围地区烧杀抢劫，沙俄则乘机屠杀黑龙江以东的数万中国居民，并占领中国的东北。清廷派李鸿章、奕劻乞和，签订《辛丑条约》，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允许各国在北京附近驻兵，禁止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活动（见义和团运动）。此后，侵华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俄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大战，英俄对西藏也展开了争夺。
辛亥革命和清朝灭亡清廷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也标榜“新政”，改革政府机构，编练新军，设立大中小学堂，但成效并不显著。新形成的近代知识分子接受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各地出现了革命的小组织，出版许多鼓吹革命的宣传品，著名的有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推举孙中山为总理，以统一领导日益成熟的民主革命。同盟会创办《民报》，宣传反清革命，驳斥保皇党鼓吹立宪的论调，并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包括萍浏醴起义，粤桂滇边界六次起义，徐锡麟的安庆起义，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但起义均告失败。
为了抵制革命，清廷宣布“预备立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各省成立咨议局，北京成立资政院，声称要实行“君主立宪”，成立“责任内阁”。但新内阁变本加厉地把权力集中到满族亲贵手中，连汉族大臣和立宪派也受到排挤。
宣统三年(1911)，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强夺商民的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引起各地的保路运动，四川尤为激昂，数十万人罢市请愿，清军进行镇压。是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占领武汉，组织军政府。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见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这次革命，依靠的是新军和会党。各地立宪派因在立宪、路权问题上对清政府不满，在革命高潮时也参加进来，但思想和政治主张与革命派有重大分歧，还有一些旧官僚军阀也混进反清阵营，于是革命内部发生了摩擦和权力争夺。
独立各省的代表集会，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又组织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敦请已被罢黜但暗操兵权的袁世凯出山，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袁调动北洋军，进攻武汉，压迫革命派妥协。而投入反清阵营中的立宪派、旧官僚以至部分同盟会员也向袁世凯靠拢。革命派不能控制局势，只好作出让步，同意如果清帝退位，可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袁随即逼迫隆裕太后在接受优待清皇室的条件下交出政权。1912年2月清帝宣统退位，清王朝覆亡。
中华民国的创建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但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有：建元改历、限期剪辫、劝禁缠足，禁止刑讯、保障人权、禁止买卖人口、禁绝贩卖童工、保护华侨、严禁鸦片、改变称呼、废止跪拜、禁止赌博。这个政府还提倡廉洁奉公、任人唯贤等。此外，在经济、教育、新闻等方面也作了许多重大改革。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正式宪法制订之前的根本法。《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对人民权利和国家制度等均有具体规定。为了限制即将掌权的袁世凯，《约法》规定实行内阁制。
不久，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政权，辛亥革命终于失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同盟会组织涣散，很多同盟会员主张“革命功成，革命党消”，孙中山也主张革命党人专门从事实业活动，而失去了对袁世凯的警惕。
北洋军阀的统治袁世凯依恃手中的北洋军，一方面逼清帝退位，一方面逼革命派让权。他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他专权跋扈，破坏《临时约法》，一步步把中华民国引向中华帝制。
袁世凯破坏责任内阁，逼使内阁中的同盟会成员一一离去，代之以自己的亲信。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在1912年12月（初选）和1913年2月（复选）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压倒多数。宋教仁积极为筹组国民党的责任内阁作准备，结果被袁世凯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刺杀于上海车站。孙中山、黄兴等于当年7月发动“二次革命”，很快被镇压下去。
1913年4月，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召开。国会议员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于10月6日被迫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次年1月，宣布停止两院议员职务，一律遣返原籍。同时，设置政治会议，执行国会权力；又设约法会议，修改《临时约法》。1914年5月1日，宣布《中华民国约法》，把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极力扩大总统权限。同日，正式废除国务院官制，设立政事堂，任徐世昌为国务卿，设左右丞，并逐渐恢复清朝旧制。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同时大造帝制舆论。先由其美籍顾问F.J.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继又由其亲信杨度等成立筹安会，极力鼓吹和筹办帝制。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发表接受皇帝位令，并改中华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见洪宪帝制）。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告独立，起兵讨袁。袁世凯因形势不利，被迫于1916年2月23日宣布延期实行帝制。3月下令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他仍不放弃大总统的位置。结果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各省相继独立。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死去。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逐渐分化为直、皖二系，分别以冯国璋、段祺瑞为首。这一分化过程，大体上反映了美、日在中国的矛盾。
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依法继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但实权掌握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于是又发生黎元洪（总统府）和段祺瑞（国务院）的争执。府院之争最后导致了1917年的张勋复辟。段祺瑞一方面支持张勋复辟，促使国会解散，黎元洪解职；同时又举兵讨张，以平定复辟的功臣自居，从而巩固了皖系军阀在中央政权的统治。冯国璋1917年8月以副总统资格代理大总统。其直系势力主要在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1918年9月，皖系军阀又操纵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段祺瑞则专任参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督办，直接掌握几个师的参战军（后改为边防军）。皖系军阀出卖中国主权，换取日本大量借款。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成为皖系统治由盛到衰的转折点。直系军阀利用人民群众的爱国情绪，利用皖系和其他派系的矛盾，在1920年7月直皖战争中迅速把皖系打败。
五四运动和在其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思想上、干部上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直系军阀在打败皖系军阀后，又在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了奉系军阀，独自掌握了北京的中央政权。直系在军事上积极推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在政治上连续逼走了徐世昌、黎元洪，为曹锟贿选创造了条件。吴佩孚于1923年2月7日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见“二七”惨案），以及1923年10月曹锟由贿选当上了大总统，将直系军阀仇视民众、推行专制腐败统治的本质，在全国暴露无遗。
“二次革命”被镇压后，孙中山于1914年在日本秘密组织中华革命党，1919年在上海重组中国国民党，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找到新的革命道路。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正式形成，成为中国革命高涨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全国掀起倒直运动，各派军阀也利用反直来扩大自己的势力。1924年9月，苏浙战争开始，奉军又由东北源源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在山海关的吴佩孚不得不率残部从大沽口沿海南下，直系主力退到长江流域。冯玉祥把所部改称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电请孙中山北上，却又请段祺瑞到北京担任临时总执政。张作霖也到了北京。段祺瑞发表宣言，其中有“外崇国信”之语，意即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因而受到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欢迎。1925年孙中山到北京。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倡导国民会议，并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以与段祺瑞在 2月1日召开的善后会议相对抗。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逝世。他的死引起国内外的哀悼，形成了一次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不久，全国由五卅运动而掀起革命高潮。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组织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战争。当时，统治各地的军阀武装，可以分为四种势力：
（1）孙传芳部。控制苏、皖、浙、闽、赣五省，共二十万人。由孙任五省联军总司令。
（2）吴佩孚部。因北京政变而退到长江流域的吴佩孚，在汉口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兵力亦有二十万人，占据湘、鄂、豫及陕西东部，控制京汉铁路。
（3）张作霖部。总兵力约三十五万，占据东北各地、直隶(包括北京、天津)、山东，控制津浦铁路北段。
（4）冯玉祥部。即从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国民军。1926年初，冯去苏联考察军事，国民军在“三·一八”惨案后退出北京、天津，向西北退却。
直系和奉系军阀勾结，共谋对付南方的北伐。北伐军采取先打吴佩孚，中立孙传芳，再打孙、张的方针，集中兵力进攻两湖的吴佩孚。经过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于1926年10月攻取武汉三镇。接着，北伐军对孙传芳部队进行包围，占领南昌，未经重大战斗又占领福建全省。
1926年8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9月在五原誓师，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国民军除一部分抵抗由京包路西进的奉军外，全部进入陕、甘，向豫西进攻。
11月间，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举行天津会议。12月组成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任副总司令。北伐军趁敌阵势尚未布成之时，利用矛盾，迅速展开进攻。1927年3月占领南京，并依靠工人起义进驻上海。孙传芳在长江下游的统治被摧毁，援孙的奉系军队也大败。就在这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血腥镇压革命群众，局势急转直下。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建国民政府（见南京国民政府）。
“四·一二”以后，由广州迁往武汉的国民政府继续北伐。1927年5月，北伐军在豫南大破奉军主力。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沿着陇海线取得很大胜利。但冯玉祥为“四·一二”的逆流所影响，6月10日和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接着又和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促成了宁汉合流。汪精卫回武汉后发动“七·一五”政变。
蒋汪合流并未造成国民党的统一。南京（蒋）、武汉(汪)和上海(西山会议派)三个中心互争党权。蒋、桂、阎、冯四个集团互争军权。1927年8月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告下野，9月赴日本。但并没有使矛盾得到缓和。宁汉之间不久又启战端；北方的晋、奉之间和冯(玉祥)、张（宗昌）之间亦兵戈相见。蒋介石因此返国，于12月间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1928年4月，蒋、桂、阎、冯四派联合展开了对奉系的“北伐”。
张作霖1927年6月于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称“大元帅”，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最后一届政府。在蒋、桂、阎、冯的联合进攻下，张作霖于1928年6月3日夜离京，秘密出关。列车于4日晨在皇姑屯被日本预伏的炸药炸毁，他回到沈阳后不久即死去（见皇姑屯事件）。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司令，并于当年12月宣布“易帜”（见东北易帜）。北洋旧军阀中的最后一个派系──奉系也从历史上消失。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蒋介石、汪精卫自1927年实行反共政策后，相继大肆镇压共产党和人民力量，中国共产党采取以武力反对国民党屠杀的方针。到1928年底，全国各地革命群众先后发动了一百余次武装起义（包括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些起义有的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大多因准备不足和敌人的镇压而失败。但它们为建立农村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1927年10月，毛泽东开始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到1930年，农村根据地遍及十几个省份，红军发展到十万人。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任主席。
国民党蒋、桂、阎、冯四大军事集团的临时合作，在打败奉系后解体。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缩编会议，企图削弱其他派系武力。同年3月，他又一手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些都促使蒋、桂、阎、冯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蒋桂战争（3月）、蒋冯战争（10月）等连续发生。1930年冯、阎、桂三集团联合反蒋，百万大军在中原地区展开了大战。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和以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也参加了反蒋大联合，在北平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扩大会议，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由于张学良入关助蒋，阎、冯失败，攻入湖南的桂军亦退回广西，反蒋大联合瓦解（见蒋阎冯大战）。
1931年5月5日，蒋介石集团包办的国民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这样就确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
蒋介石虽然在中原大战中取胜，但反蒋派的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在陈济棠的保护下，于1931年5月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又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对立的宁粤双方和解，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1932年1月，林森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长；3月，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九·一八”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派十万以至几十万大军连续对苏区进行“围剿”。红军在前几次的反“围剿”中，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而取得了胜利。但最后于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的错误而遭到失败。反“围剿”失败的红军战胜国民党军不断的追、围、堵、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转移到陕北（见五次“围剿”红军的战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日本侵略者向华北进逼，使它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也使它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基于维护自身的统治，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也有了重大的转变。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年12月，中共中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次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6年12月12日由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成为国共两党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蒋介石实际上答应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 上海事变相继爆发。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宣言。中国工农红军相继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
国民党军队担负了正面战场的御敌任务，在平、津、沪、山西忻口、江苏徐州及武汉外围都进行了积极的抵抗。1938年春的台儿庄战役，毙伤日军一万余人。由于日军攻势猛烈，大片国土仍不免沦于敌手。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杀害中国军民三十余万（见南京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担负了开辟敌后战场的任务，广泛开展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斗，取得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的胜利。此后，它们即分兵发动群众，在敌后广泛地建立根据地。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本采取以“诱降”为主的方针。同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出走投降。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声言要继续坚持抗战，却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和办法。
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940年8～12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从而打破了敌人进攻抗战大后方的策划，鼓舞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合作处于千钧一发之势。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主张民主团结，以利抗战。
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继1939年的南昌战役、1940年的枣（阳）宜（昌）战役之后，于1941年又向国民党战场发动了一些小规模的战役。1月有豫南战役，3月有上高战役，5月有晋南战役，9月有第二次长沙战役，12月有第三次长沙战役。1942年2月，国民政府为了保卫滇缅公路，组成中国远征军，支援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对日作战。同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1941～1942年，是敌后解放区最困难的两年。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渡过了困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1943年发生重大变化。苏军在2月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英美联军在7月占领意大利南部，中、美、英9月在缅甸开始反攻。1943年，解放区开始转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1944年，解放区战场开始反攻。到1945年初，全国已有十九个解放区，总面积约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九十一万，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
国民党战场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全国人民要求改组政府和改组统帅部。为适应新形势，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1945年5月，苏美英盟军取得了彻底战胜德、意法西斯的伟大胜利，使日本法西斯陷于孤立无援的严重困境。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各省。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中华民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1912～1916年间，民国政府所公布的有关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共有八十六项之多。内容包括了矿政、农林、工商、渔业等各方面。北洋政府虽政治上反动，却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直至1922年，即西方列强卷土重来后，才迟滞下来。同盟会的纲领中提出过“平均地权”的主张，后来并没有付诸实践。反之，统治民国的大小军阀掠夺了大量财富，集中了大量土地。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也在发展。北洋政府接收了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后所办的军事工业。一些民用工业转到了北洋军阀手中。军阀、官僚还利用政治特权和优惠条件，创办了许多企业，由此获得巨大利润，形成若干“财阀”。不过官僚资本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还是缓慢和分散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当权者逐步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并在30年代以后形成了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
在中华民国时期，与以上经济变化相适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也有显著变化。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标志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向传统的封建文化展开了猛烈进攻。五四运动以后，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深入人心，白话文普遍推广。在教育、科学、出版等事业方面，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都有显著成就，一大批具有科学文化素养并追求民主自由的新型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里成长起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封建文化是坚持封建专制主义的军阀所一贯主张的。中国的法西斯文化则是国民党为加强一党专政由德、意贩来并和中国封建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1943年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文化思想斗争长期不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建国”问题上更为突出。
中华民国的结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关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中国国民党则要求恢复战前的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1946年1月，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确定了和平、民主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愿为其实现而努力。国民党在政协会议后不久，抛开会议通过的决议，在美国的帮助下，于1946年7月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武装被迫自卫，全国内战再次爆发。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在解放区普遍实行土地改革运动，并运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
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二年统治的结束。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都定于北平，改名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结束了中国大陆由剥削阶级统治的制度，开辟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振兴中华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