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对象
一般而论政治学是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门科学。由于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不同，观察的角度和分析的重点不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看法也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界对这个问题曾有过热烈的讨论，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1）国家学说、政府的具体机构以及实行革命与专政的理论策略等；
（2）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关系、政治形式、政治活动及其发展规律；
（3）国家，包括国家的一般理论、国家的政治制度、国家的活动以及与国家有关的一切政治力量、政治活动、政治关系等；
（4）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中心的一切政治关系的总和；
（5）不限于国家问题，举凡一切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概括以上几种观点，可把政治学研究对象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就狭义而言，国家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广义而言，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无论是狭义的内容还是广义的内容，都具有二维的涵义。从时间上看，狭义的对象涉及阶级社会的政治现象，广义的对象则包括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从空间上看，狭义的对象涉及国家的政治现象及活动的一般理论，而广义的对象则包含国家的活动、形式与关系，以及与社会公共权力相关联的各种权力现象和社会政治关系、行为与活动。当然，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公共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国家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因此，广义的对象和狭义的对象之间并没有内在的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广义对象的研究可以为狭义对象的研究奠定深厚的基础，而狭义对象的研究则为广义对象的研究确定核心的领域。
政治学的范围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应当围绕社会公共权力的理论和实践展开。但是，政治学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按照什么标准去划分研究范围内的各个领域，观点却不尽相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大致把政治学的范围划分为政治学原理、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四大领域，战后关于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则众说纷纭。《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把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归结为政治理论、政治机构、政治过程、国际关系研究等方面。1973年美国政治学会提供的政治学研究范围是：
（1）外国、国际政治制度和行为；
（2）国际法、组织和政治；
（3）方法论；
（4）政治稳定、不稳定和变迁；
（5）政治理论；
（6）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内容；
（7）公共行政；
（8）美国政治制度、程序和行为。
中国学者对政治学的范围和分支学科的认识不完全相同，但比较共同的认识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政治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中国和外国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等；
（2）中国政治，包括中国政治史、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府体制、党的领导和建设、干部与人事、地方政府、民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人民与政治家问题、政治心理、政治参与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
（3）比较政治，包括各国的政治制度的模式、政治形式，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史和现行政府体制、政党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文化、精英人物，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变迁及其各种模型以及地区研究和国家研究等；
（4）公共政策，包括公共政策理论、决策科学、政策分析、决策的模型研究，以及福利政策、就业政策、教育政策、科学政策、种族政策、都市政策、外交政策、军事政策的研究等；
（5）公共行政，包括行政管理、市政学、行政法学、官员体制、比较行政、组织和管理分析、组织理论和行为、人事行政等；
（6）国际政治，包括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国际政治格局、国际法、世界性和地区性冲突与战争研究、国际战略研究等；
（7）政治学方法论，包括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如调查研究、定量分析、经验设计、个案研究以及政治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政治行为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决策分析等。
政治学的结构政治学的结构依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传统政治学的结构比较单一，当代政治学的结构比较复杂，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概括地讲，当代政治学的结构可区分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几大层面：
（1）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政治学的理论研究涉及政治和政治学的一般概念、原则、理论和范畴，包括规范的理论和经验的理论两类。它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部分，具有抽象性、一般性和原则性的特点。如政治学原理，有关阶级、国家、政府、权力、革命、政党、民族、战略、策略的一般理论，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研究方法等。政治学的应用研究是政治学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部分。它直接用以指导和规范具体的政治活动和关系，具有实用性、操作性和技术性的特点，如行政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市政学、决策科学、行政文书学等。政治学的许多研究领域往往既有理论层面，也有应用层面，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2）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宏观研究是从总体上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的特点。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有社会政治结构、政府体制、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政治稳定与不稳定、政治变迁、政治环境等。微观研究是从个体政治行为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如政治心理、政治人格、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团体分析等。政治学研究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
（3）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静态研究主要是对政治现象的法律和结构层面的研究，特别是对政府体制的研究。它具有规范性和确定性的特点。这方面的内容包括政治制度，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部门，政府的模式，政府机构，国体与政体等。动态研究主要是指政治过程的研究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研究，具有经验性和可变性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涉及政治权力的运用、政治变化、政策分析、政治参与、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社会意识形态、民意与投票行为、利益集团、政治斗争和政党行为等。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是相互补充、相互说明的，它们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揭示政治现象。传统政治学偏重于静态研究，当代政治学则向动态化拓展。
政治学的学科地位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基础学科，它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之间既存在某些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
（1）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体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规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并不单以政治问题为研究对象。而政治学对于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中的政治现象的研究，对于政治心理、政治行为、政治人格等方面的研究，也超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范畴。两者的研究对象既不完全相同，又有部分交叉。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是政治规范理论的组成部分，它的许多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为政治学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政治学与哲学。政治学需要一定的哲学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以帮助人们把握认识规律，促进对政治这一具体社会现象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政治学的指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就政治学的内容而言，政治哲学在政治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纵观人类思想史，许多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哲学家。
（3）政治学与法学。法学是以法为研究对象的，而法又与国家这一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有广泛的共同性：都是产生于和决定于一定的社会上层建筑，并为相应的经济基础服务。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其效力要靠国家的强制力来保障，同时法又是体现国家意志的主要形式，是国家机器组织和运作的准则。国家和法既然紧密相联，政治学和法学就必然存在许多相互渗透和交叉之处，如宪法、组织法、行政法与政治学研究的关系密切。然而，政治学和法学毕竟有各自的研究对象，政治学的大部分研究内容，尤其是微观领域、动态领域和软件领域，都与法学不同。
（4）政治学与社会学。社会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现象日益复杂化，社会学的许多领域已独立为专门的学科或被其他学科所涉及，形成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交叉尤为突出。社会学的兴起较政治学晚，广义的社会学的范围比政治学的范围要大，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如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国际政治等，则不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由于当代政治学的研究从国家领域向社会领域的拓展，社会学的许多领域已为政治学所渗透，并产生了政治社会学这一边缘学科。同时，社会政治团体、民意、公共舆论、政治参与，以及诸如社会福利政策、劳工政策之类的社会政策问题，亦构成了当代政治学研究的重点。
（5）政治学与历史学。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政治学所研究的古今一切政治现象，都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把历史称为过去的政治，把今天的政治叫做未来的历史，因此政治学与历史学水乳交融。在政治学研究中，一方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一切政治现象都要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另一方面，政治学的一些研究领域，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如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发展史等。
（6）政治学与经济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最重要的部分──社会公共权力则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现象必须从经济根源上进行分析，才能揭示其深刻的内在动因。另一方面，政治与经济相比又不能不占首位，因为政治是大局，不能把政治学湮没于经济学之中。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可以为政治学所借鉴，如当代政治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等，都是利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分析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更是人们分析各种政治现象的根本出发点之一。
总之，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其他学科的发展对政治学的发展大有裨益，同样，政治学的发展对其他学科也具有促进作用。
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辩证地客观地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考察政治，尤其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去探究政治发展的动因，指出政治活动与社会物质存在的内在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政治现象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包含以下重要涵义：
（1）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研究任何政治问题，都必须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范围内进行考察，联系它们产生和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进行分析；
（2）从具体到一般，又从一般到具体。即研究政治现象，不能凭主观设定的模式去套，必须从具体的问题入手，逐步得出普遍的结论，然后再用普遍的理论来分析具体的问题；
（3）理论联系实际。即政治学研究要紧密联系活生生的政治现象，尤其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使政治理论能够指导政治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4）阶级分析。即考察阶级社会的任何政治现象都应找出它所体现的阶级关系，从本质上深刻揭示政治现象；
（5）经济分析。即注意从政治归根结柢是经济的反映，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政治生活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分析和理解政治现象。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根本的方法指导下，政治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有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两大类。规范研究强调政治研究的价值标准，并用以判断各种政治现象、政治活动、政治形式的价值，其分析手段主要是定性分析；经验研究则强调以实证的数据来验证一般的理论和原则，经过验证得出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命题，其分析手段主要是定量分析和实证主义的方法，如观察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模拟研究法、分类和测量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政治学研究把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对各种政治现象既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定性分析，也要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取得大量的经验材料，进行定量分析，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分析，在规范分析的指导下进行经验研究。
当代政治学研究，有条件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从各个方面和各种角度分析和考察政治现象。当代政治学与许多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交叉，产生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生物政治学、政治人类学、政治计量学等。目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虽然还不够成熟，但这一趋向标志着政治学研究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它对政治学方法论的革新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从现实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出发，科学地揭示了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提出了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理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社会政治现象本质特征的揭示，寻求改造世界、实现人类最终解放的途径与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出现，开创了政治学发展的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19世纪初期，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推动，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迅速发展，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成为当时欧洲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这种趋势使欧洲各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现代大工业，出现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更加激烈。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广泛展开。欧洲社会的这种变化以及伴随变化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资料。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以无产阶级为其阶级基础，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阶级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不仅基于19世纪欧洲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而且还基于欧洲社会思想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产生时，充分吸收了当时理论思想的三大成就：
（1）德国的古典哲学。主要是G.W.F.黑格尔的辩证法和L.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K.马克思和F.恩格斯在吸取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时，并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学说作了批判，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则抛弃了其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吸收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批判的改造，把唯物主义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彻底地贯彻到历史领域，从而找到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和现实基础。
（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关于劳动是财富和价值的源泉，劳动分工和生产法则的研究，提出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职能的重要认识。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为马克思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提供了论据。
（3）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如J.-J.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等都具有革命的内容，这些思想是当时欧洲最激进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石。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所提出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理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走向成熟。这两大理论，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获得了科学的基础；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国家本质，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道路。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写下了许多重要的政治论著，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比较集中论述政治学基本问题的著作。虽然其中有些思想还不很成熟，却已包含许多天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总结中又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1848至188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马克思关于古代社会历史的四篇笔记等，其中《共产党宣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也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学理论，它从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动力和经济结构着手，深刻论述了国家、政治、法、政治观念等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В.И.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理论，研究了现代国际关系的格局，具体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的关系、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作用、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与社会主义民主关系、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设与完善等一系列政治学课题。列宁的理论贡献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民主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以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阐述，以及对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自我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以及一国两制构想等重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宝库增添新的丰富内容。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它的原理基于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分析和总结，来自对由一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的科学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的基本观点有：
（1）关于政治关系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些个人使自己区别于动物的第一个行为，是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人们在自己生活和社会生产中必然形成同他们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着该社会的政治关系、政治生活方式和政治观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一旦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就面临变革或革命。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更，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也将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
（2）关于阶级的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产生的原因是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私有制。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现象，它根源于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马克思主义认为，自有文字以来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不仅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主题，而且是这种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3）关于国家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产生必然伴随着国家的出现。国家决不是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它是随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架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就国家产生的社会内在要求来看，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中，国家是共同体的代表；但就国家本质特征来看，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
（4）关于政治体制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政治上层建筑，是适合于一定的生产关系的。随着生产方式的更迭，人类历史上曾先后出现奴隶制、封建主义制、资本主义制的社会形态。与这些社会形态相适应，则形成了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封建主阶级专政的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则是完全新型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只能采用共和政体。共和国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政治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马克思称这种“以社会解放”为自己目标的共和国为“社会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列宁选集》第4卷，第404页）。在这个体系中，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阶级基础。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相结合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但其形式可以因各国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民族特点有所不同。
（5）关于未来社会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它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空想，它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代替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之后，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然而，飞速发展的生产力却与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形成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不断陷入危机，它充分预示“由联合起来的个人”支配社会生产资料代替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内在的必然要求，它通过革命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基础，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必须经历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除了需要社会生活的变化外，还需要人们自身普遍的变化，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
（6）关于社会革命的观点。革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引发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严重矛盾，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解决。这种革命将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来完成。“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489页）。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地位及其特点在政治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诞生导致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它开创了人类认识和掌握政治现象的科学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政治学的发展作出了两个伟大的贡献：
（1）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使政治学研究具备了科学的基础。
（2）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最高目标，第一次使政治学的研究与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密切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现象所作的科学分析，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成为历史上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刻的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具有以下 5方面的特点：
（1）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政治现象理解为一种客观的、按一定规律发展的社会现象，同时又把它看成是一种受各种物质条件制约的，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状况的相对独立的现象。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是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决定政治现象的社会生活内在规律和社会经济基础，来研究和把握政治现象的本质，从而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规律。
（2）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对政治现象的研究与人类的彻底解放密切结合起来，完全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利益服务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的彻底解放只有通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失去“自主活动”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实现。
（3）革命性。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学说。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19页）。这种改造世界的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革命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公开宣布废除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
（4）实践性。体现在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科学考察历史和社会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理论总结。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它的实践性还体现在通过具体的实践来检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与学说。
（5）发展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它不是从静态层面上研究各种政治现象，而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来透视和把握政治现象，用发展的观点分析和判断一切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实践性决定了它的内容必将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使它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并在指导实践活动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身。
自人类社会建立最初形态的社会公共权力以后，就有了对这种权力本身及其运用的最初认识，这可以说是最原始的政治研究。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逐步演进，以及社会公共权力的渐次分化、扩展、变革，人们对政治的研究不断深化，进而使这种研究登上了科学的殿堂，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政治研究的这一发展和进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研究中国历史上对于政治问题的研究源远流长，大致可划分为5个阶段：
（1）夏、商、西周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研究的萌芽时期。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失，后人根据史书记载及出土的文物史料判断，神权政治观在当时的政治研究中占统治地位。当时的人们将政治看作是按上帝、天或神的旨意行事，从神权的角度来探讨和论证政治问题。如史书记载“有夏服天命”，表明夏代统治者是从宗教神权的角度来论证其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又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卜辞，表明商代的政治研究和占卜活动联系在一起，统治者和筮、祝、卜是根据对卜筮中甲骨裂纹的理解来分析、判断政治问题。西周时期，虽然出现了“以德辅天”的思想，开始从人事的角度探讨政治，然而，宗教神权政治观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的上天仍然是人间事务的主宰。
（2）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研究的形成时期。随着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日趋解体和封建制生产关系的逐步建立，社会政治实行大变革，政治研究出现了大转折。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神权政治观的束缚，转而将“人事”作为研究、论证的基本出发点，出现了众多的学派和思想家。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的儒家；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老聃、庄周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及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这些学派和思想家就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他们各抒已见，展开争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一阶段的研究从题材和范式两大方面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研究的基础。
（3）从秦汉到明代中叶，是政治研究的缓慢发展时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牢固地统治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社会政治生活被局限在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总体框架内，政治研究主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些方面或问题作部分改造，缺乏进展。秦汉时期，随着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与巩固，论证这种政治形式的合理性及运作原则成为政治研究的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在政治研究中出现了以儒、法、道三家为主的各学派融合过程。到董仲舒时，建立了以儒家为主体，糅合法家、道家、阴阳家、五行家及其他学派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研究体系，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后期。魏晋时期，封建社会的政治动荡以及董仲舒政治研究体系中的神学思想受到批判，使得政治研究中自然主义的倾向加强。一些研究者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分析政治，认为人类政治乃是自然变化的结果，或者其本身就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理想的政治应是“自然无为”。还有人进一步引出无统治压迫、无赋税徭役的社会政治理想。隋唐时期，中国封建大一统的格局重新建立和加强，封建社会走向空前繁荣。以儒学为主体的政治研究体系经过一番改造之后，重新占据了政治研究的中心地位。王通的“儒、佛、道”三教合一论，韩愈的“道统”论，以及柳宗元革新除弊的主张，对这一体系的改造和政治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宋、元至明代中叶，中国封建社会一方面缓慢发展，另一方面危机四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和宋明理学的兴起，使儒学研究体系强化了其龚断地位。同时，政治研究与政治统治、伦理道德的关系也被进一步强化。朱熹等理学思想家认为，三纲五常不仅是天理的体现，而且是人的道德善心的体现。他们继承传统儒家的方法，提出了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的内圣外王的政治学说。这一时期，也出现过一些政治改革理论和功利主义政治观，但这两者只是在传统政治研究的总体框架内有所侧重，却少发挥，未能跳出框架本身。
（4）从明代中叶至清代期间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时期，政治研究也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迹象。李贽等人开始对儒学体系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黄宗羲、唐甄等对君主专制制进行激烈抨击，王夫之、顾炎武都对君主专制制持否定态度，传统的民为邦本思想得到张扬。然而，由于明、清实行绝对君权的统治，在专制主义箝制整个思想政治文化领域的条件下，即使是最激进的挑战者，其研究仍未能摆脱传统政治研究的束缚。中国政治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是在19世纪中后期，在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西方进步思想，反对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开始取得的。
（5）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政治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变。在此阶段，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酿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危机，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历尽艰难，多方求索，寻找救国之道。爱国、变革、民主、科学等逐渐地成为政治研究的主题。在此时期，政治研究除了从传统中发掘革故鼎新的思想外，更多地转向西学，试图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研究中寻找民族振兴的道路，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开始被大量地介绍进来。从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开始，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再到章炳麟、孙中山等人，在这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H.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政治学说著作，对近代中国政治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政治研究大量引入近代西方政治学说，力图取法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一般模式，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政体或民主共和政体，并为此设计了各种程序、方案，展开了政治改造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是这两种思想的典型代表。中国近代政治研究是围绕救亡这一核心主题，紧密结合政治改造运动展开的，带有强烈的实践理性色彩，这就影响到研究的系统、全面和完整，使这一阶段的政治研究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学科框架，未能确立起独立的学科地位。直到五四运动时期，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的帷幕才正式揭开。
研究主题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研究主题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综合性，它涉及政治制度、政治历史、政治哲学、理想模式、治国战略、施政方策、权力运用等。二是主题稳定。自春秋战国直到明清之际两千多年间，历代研究者长期使用形式固定的概念、范畴、范式等，尽管含义有所不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研究主要涉及下述主题：
（1）政治哲学。包括仁、礼、法、道、势等范畴，天与人、义与利、君与臣、君与民等关系，以及人性论、历史观等理论。
（2）理想社会政治模式。如孔丘的“天下归仁”的“有道”之世，孟轲的“足衣足食”的“王道”世界，墨翟的“兼爱”、“尚同”的政治思想，老聃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荀况的“王制”天下，朝非的法治社会，鲍敬言的无君无臣的理想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洪秀全的乌托邦，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等等。
（3）治国战略。为了达到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治国战略也是中国历来政治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历代研究者提出了诸如：仁爱、礼治、峻法、尚同、无为而治、孝治、刑德而治，通过格、致、诚、正，达到修齐治平，以及改良、革命等各式各样的治国战略。同时还研究各种治国战略间的协调、配置等等。
（4）施政方策。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决策研究，也是中国历来政治研究的课题。这种研究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总体层面，如经济发展中的重农抑商，唯农除商，农商协调发展，重商等等；外交领域的远交近攻，合纵连横，和亲，羁糜，以夷制夷等等。二是具体层面，即各个历史时期统治中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决策研究。
（5）权力运用。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要求统治者具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总揽全局的统治术。因此，有关谏议、兼听、独断、考课、监察、防奸等统治术的研究，在近代以前的政治研究中一直受到重视。
（6）政治制度。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有效运作，离不开制度、规范的研究与建设。数千年来的中国政治研究对在封建体制框架内如何建立和完善各项具体制度和规范、保障政治的有效运行，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诸如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官吏的选拔与任用、政权机构的组织、监察制度等方面都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维护和发展封建政治统治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近代以后，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制度改造。
（7）政治史。中国历代的政治研究者，特别重视政治史的研究，在政治沿革史、制度史、思想史等方面留下了大量著述。他们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总结前代的政治经验、教训，“以史为鉴”。
研究特点数千年来的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可归纳为：
（1）范式单一。尽管中国历史漫长、曲折，但从西周、春秋战国起对封建社会政治研究，到秦、汉时期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的，糅合法、道及其他各家的思想与方法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在中国政治研究中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直到为近代新的政治研究范式所替代。
（2）注重世事。中国历代政治研究较为注重对人与现实政治的研究，如人性、人与社会、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施政方略等，在研究中有泛政治化倾向和浓厚的“经世致用”倾向，而疏于对国家、权力、体制等政治形式的研究。
（3）强调布政。在对人与现实政治的研究中，中国历代政治研究者注重的是对治国之道及其合理性的研究，包括治国战略、施政方策、权力运用、选才用人以及它们与政治哲学范畴的关系等，而不注重研究政治体制的合理性问题，这一状况到近代才有所改变。
（4）侧重伦理。受到单一范式的影响，中国历代政治研究者在研究治国之道时，侧重于对伦理调控手段的研究。从孔丘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到荀况的“导之以礼、齐之以刑”，以至董仲舒的“德经刑权”、朱熹的“为政以德”，无不体现着政治道德化的浓重色彩。虽然政治运作中的“阳儒阴法”，使法理调控在政治研究中仍占有一定地位。但与伦理调控相比，法理调控长期被置于次要地位。
（5）学科界线模糊。由于中国历代学科分化不明显，由于单一范式的影响和偏重伦理研究，历代政治研究一直与哲学、伦理学、历史学合为一体，学科界线极不明确，未能确立独立的学科地位。
西方历史上的政治研究世界上几个文明发源地，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它们的政治研究各有特色，其中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研究则较为系统和全面。西方在现代政治学之前的政治研究(约公元前500年至19世纪末)，前后2400余年，大致经历了如下3个时期：
（1）古希腊、罗马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内容是城邦政治，主导范式是伦理世界观。政治学者把国家存在的目的说成是追求至善、实现正义。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个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过善的生活。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力图找到一种可以实现正义，达到至善的理想的城邦制度。古罗马的政治研究把古希腊政治理论推到一个应用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出现了伯里克利、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M.T.西塞罗等人，他们对政治研究都有系统的论述。当时的政治研究虽常把伦理学的原则和目标渗透于政治论述中，但亚里士多德已开始把政治学与伦理学分科，使政治研究在概念上趋于系统，开西方政治研究体系之先河。在方法论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奠定了西方传统政治研究方法两大倾向的基础。
（2）中世纪（约 5～15世纪）。这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政治研究为神学世界观所笼罩，政治学成为神学的一个科目，隶属于神学体系。政治研究以《圣经》为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成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从A.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到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都未超越神学的范围，即便是反对教会统治的异端，仍须把《圣经》作为信仰的依据。《圣经》、上帝、教权成为政治研究极力维护和尊崇的对象。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成为政治研究的中心内容。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关于个人与社会、教会与俗权、国家权力性质的研究，则构成近代西方政治研究继承和发展的基本范畴。
（3）近代（文艺复兴至19世纪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市民阶级的兴起和壮大，资产阶级政治学开始形成。资产阶级各派学说层出不穷，各种理论大都受到法学世界观的影响，即认为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不由教会和教条创造，而由国家权力制约。近代伊始，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兴起，使政治研究摆脱了神学的枷锁，具有世俗的特征。意大利的N.马基雅维利、法国的J.博丹已经从“人”出发，用“人”的眼光观察、解释社会政治问题，以理性和经验为依据，提出政治要求。权力代替神意成为国家与法律的基础。政治理想从敬神轻人转为尊人重世，认为个人的权利须受到重视。自然法、自然权利、主权、社会契约、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主要概念框架。至19世纪中期，西方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日趋激烈，社会学世界观开始出现。社会学的政治研究，是资产阶级确立统治后，为了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保证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确定的。A.孔德、H.斯宾塞等人在社会学世界观主导下的政治研究，着重探索社会运动的法则，从而协调和适应它们以达成社会和谐。受社会学世界观影响的C.-H.de圣西门、F.-M.-C.傅立叶和R.欧文则剖析社会现实弊端，企望通过改造和变革达成社会进步。法学世界观与社会学世界观指引着近现代西方政治研究。
研究主题西方政治研究绵延两千余年，其研究主题存在某种内在的继承性和延续性，这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西方文明发轫之时，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对人与城邦进行研究，开创了这一传统。中世纪宗教神学笼罩着一切学科，政治研究中人与社会这一主题为人与上帝(教会)的关系所取代，这是原有主题的神学化形式。近代以来，人与社会的主题重新提出。马基雅维利、博丹、H.格劳秀斯、T.霍布斯、B.B.de斯宾诺莎、E.伯克、孟德斯鸠、卢梭、I.康德、黑格尔、T.潘恩、T.杰斐逊等人都着力研究这一主题。E.伯克、J.边沁、J.S.密尔、孔德、斯宾塞也没有超越人与社会这一主题。虽然在不同的政治研究中，人与社会这一主题在具体内容和思想倾向上大相径庭，但其基本框架则相差甚微。西方学者对人类组成社会共同营生就产生了基本的政治问题：人是什么？人为何组成社会？社会是什么？社会如何组成与如何活动？社会的管理与控制怎样进行？权力是什么？如何统治？为什么服从？怎样统治最好？如此等等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部分：
（1）人论。包括对人的本性、人的异化及人的社会化的研究；
（2）社会论。包括社会（国家）的起源、本质、活动内容与表现形态的研究；
（3）政治理想论。包括政治生活的原则、政治理想的形态及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
基本特点西方政治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长期演化孕育而成。古希腊形成了西方式样的城市文明、商业文明与海洋文明，它们促使原始氏族部落社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较早地瓦解，代之以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和契约关系。在中世纪，古代文明渐渐向近代文明转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壮大和科学的发展，推动了西方政治研究的进步。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政治研究表现出如下特点：
（1）范式多样。西方社会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既有爱琴海上古希腊文明的曙光，又有中世纪的漫漫长夜；既有封建统治的腐败专制，又有资产阶级革命的疾风暴雨。社会政治面貌不断地变化，促进了政治研究范式的革故鼎新，出现了伦理学世界观、神学世界观、法学世界观、社会学世界观等研究范式。
（2）注重逻辑。西方政治研究受到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色彩，对各种政治现象有较抽象、完整、系统的理论分析，重视探讨政治中的一般抽象原则。
（3）强调建制。西方政治研究注意对国家的起源、性质与作用的研究，由此便注重对政体的探讨。自古希腊始，就注重分析当时各城邦的不同政体，以后注重对最佳政体的探求形成了传统。对政体的研究构成西方政治学研究学科体系的基本内容。
（4）侧重法理。西方政治研究认为，人性多变，特别强调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权力关系、权力运用和法律规范等外部机制调节人的行为，维持和巩固某种特定的政治秩序。如柏拉图从一等理想国向二等理想国的转变，亚里士多德对政体和对法治的分析，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卢梭的社会契约，J.S.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等，都倾向于以体制和规范调控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西方政治研究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5）学科界线清晰。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政治学与哲学、伦理学加以区分，使政治研究初步取得独立的地位。此后，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把政治研究看作一个专门领域，写出了许多有影响的政治学著作，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博丹的《论共和国》、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等论著，为政治学奠定了独立的学科地位。
西方政治学在现代出现了重大的嬗变，政治研究随着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开始背离了传统的研究风格和结构，转向学科发展，主要体现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转变，出现了新的方法论格局。原来广义上的政治学一分为二：一是从传统政治研究中分化出行为主义政治学，即所谓的“政治科学”；二是由传统政治研究承续和深化而来的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政治科学后来居上，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历史发展现代西方政治学从1880年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获得独立地位开始，已经过了100多年。其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
（1）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1880年以前的西方政治学，主要是以一般政治原理和政治规律为内容，如国家、政体、主权、公民、制度和统治等，当时政治学术中心在欧洲，政治研究中的法学和社会学观念对后来的政治学影响深远。1880年10月，在美国学者J.W.柏吉斯的倡导下，美国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开始培养政治学博士和进行具有学科意义的政治学研究。一般学者都以此作为现代政治学学科独立的标志。此后政治学课程开始在美国普遍开设，许多大学成立了政治系和研究院。1886年第一个定期出版的政治学刊物──《政治学季刊》，在哥伦比亚政治学院创刊。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不久，《美国政治学评论》创刊。至此，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大体上形成。美国政治学会成立之前，德国国家学传统一直在美国政治学中居主导地位。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学对美国政治学也有重大影响，美国当时流行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就是从欧洲学来的。随着政治学在美国的发展，它逐渐美国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研究方法向以历史 -比较研究方法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挑战。接着，出现了“新政治学运动”提倡科学主义的政治研究方法，主张采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改革政治研究，认为价值判断有碍科学的政治分析，应当摒除。“新政治学运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辟了道路。这时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又一个政治学术中心，形成了芝加哥学派。同期的欧洲政治研究仍基本上承袭传统的研究方法，虽然在政治理论和政治社会学方面发展较快，但对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持不赞成态度，在学科专业设置、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颇为保守。
（2）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兴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研究获得了巨额资金援助，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普遍设立，学者和学生队伍扩大，刊物、专著大量问世。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迅速崛起是战后政治学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展的最大特征。行为主义政治学反对传统的制度研究方法，注重创立经验方法。它认为政治学应该成为一门能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的科学，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实际政治行为进行观察和进行资料搜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科分工合作，运用纯经验的定量分析等技术手段。行为主义政治学重视理论框架和模式的确立以及从宏观角度对政治行为进行理论概括，这使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在政治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并由此产生了政治学中的一般系统理论、结构--功能理论、沟通理论。它强调运用技术手段和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成果，使政治学与其他传统学科之间大量互相渗透和融合，由此产生了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生物政治学等边缘和交叉学科。由于它强调研究问题，使政治学在培养实际业务和构筑技术性知识体系方面有很大发展。行为主义政治学也推动了当代政治学一些综合性理论的发展，如比较政治、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等理论。7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进入了相对萧条的时期，它过分强调技术手段、忽视价值因素的倾向受到批判。人们反省行为主义政治学专注纯粹学术而丧失了价值方向的缺点，提出“政治学的新革命”的口号，即主张政治学的再理论化、再意识形态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传统的研究方法重新得到承认，政治理论重新抬头，当代政治学进入了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时期。
研究方法当代西方政治学、体系林立，学派众多，研究方法多样。如历史－比较、现实主义、制度研究、心理分析、团体理论、要素分析、实地调查、定量分析、政策分析、权力分析、角色理论、精英分析、博弈论、政治场论、理性选择理论、行为分析、政治沟通理论等。主要的有如下几种: ①历史－比较方法。早期的政治科学从传统政治研究转化而来，深受德国国家学中历史主义的影响，注重研究文献资料和史实，认为政治是历史的结果。由于文献资料和历史纪录具有明显的法律、规章性质，这种方法主要是对制度进行研究，当历史-比较方法把眼光放在真实的人和现实政治上时，它就转变成了现实主义方法。历史－比较方法注重逻辑实证和收集资料，这也为科学主义埋下了伏笔。
（2）心理分析。这也是较早为现代政治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源于欧洲的社会学观念，尤其是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和欧洲学术界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成果。心理分析方法注重对社会动荡和政治事变中领袖人物以及一般群众政治行为心理因素的分析。其中讨论领袖人物的个性和行为模式的部分发展成为政治学中的精英理论和权力论，有关群众政治心理的部分发展成团体理论。
（3）行为分析。这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包括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方法。它一方面反对传统对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演绎的、宏观的研究；另一方面又把研究对象放在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上面，强调所谓系统的和纯科学的研究方法。行为分析的方法对当代西方政治科学各主要领域均有程度不等的影响，它表现了当代政治学与传统主义政治学最显著的不同。
（4）系统分析。这是将一般系统论运用于政治研究的方法，着重对政治现象、政治行为作整体性的宏观分析，企图建立所谓“统一的理论”，即对政治体系及其活动进行系统分析，使政治学理论能够普遍适用于各层次和各区域的政治。政治的系统分析与行为分析有密切关系，都主张政治的动态化研究。
（5）结构－功能主义。这是当代西方政治学普遍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以政治系统及其中存在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模式为研究对象，将政治角色的特定组合，即特定的政治行为模式当作政治结构，而将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当作政治功能来分析。
（6）政策分析。这是晚近才流行的一种政治研究方法。它认为政策是当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环节，对政策的制订、实施和评估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规范进行分析，从中揭示整个政治系统的运行规律。政策分析把政治过程视为主要分析对象，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应用价值。同时，它的技术性与发展行政学，以及理性选择、博弈论、场论等关系密切。
学科领域现代西方政治学大大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它除了传统方法研究的政治理论之外，尚有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互相渗透、交叉的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生物政治学及比较行政学等；有各种学科融合的综合理论，如比较政治学、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等；有以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社会层次为核心而展开的政治理论，如权力论、精英理论、团体理论、政治社会化理论、全球政治学、未来政治等；还有以某种政治主张或目的为中轴的政治理论，如多元政治论，和平政治学等。
从学科上看，现代西方政治学各分支学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受社会学影响很大，而受法学、经济学和史学的影响居次。同时，政治学产生了许多分支以及独立的学科，这体现了当代政治研究学术化和学院化的倾向;各分支学科十分注重把政治现象与人的本性特征，包括社会性和生物性因素结合起来，希冀从中找出有关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和根本要素。而各种综合理论则是把政治学知识用于解释和指导政治实践。至于政治文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则属于比较政治的范畴，它们分享了当代学科综合的成果，有着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大致相同的研究对象、概念和方法。另外，以稳定的研究方法和社会层面为核心展开的政治理论，有的源远流长，直接脱胎于传统政治研究，有的则是为适应当代世界政治的特殊性而产生的。其中一部分具有学科基本建设的性质，可以用来纪录现代政治研究成果并把它传递下去，另一部分则直接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
现代西方政治学开辟了一些传统研究不曾涉及的领域。传统政治研究总的来说表现为一种集约性的研究，现代政治学则采取了一种发散性的方式，它不再仅仅研究几条原理、规律，几种体制、制度，而是一方面把传统研究的内容分解开来，加以精细化和复杂化，另一方面又努力把握现代社会的特点，从具体的社会活动方面去分析政治现象。从这一点上说，现代政治学很难总结出一个统一的范围、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是一种范围或界线十分模糊的政治研究。
政治理论政治理论是西方政治研究的传统项目。虽然它在现代相对科学主义的急剧膨胀而言地位衰落，但与过去相比，现代西方政治理论无论是方法、体系还是观点、内容都大大超过以往各个时代。依照它对现存政治体系、政治观念和公共权威的态度倾向，可以把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主要派别分为三大类：保守的政治理论、自由的政治理论以及激进的政治理论。
（1）保守的政治理论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人性恶，无理智，缺乏责任心，而且欲壑难填。它们都倾向于向后看，推崇过去的时尚、道德观念和体制制度；轻视物质进步而强调精神生活具有永恒的价值。现代保守的政治理论中突出的有两个：新保守主义和新经院主义。新保守主义反对放任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重视权威和政治安定，主张尊重财产权和技术而掌握技术（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的人员应该持有政治权力。新经院主义多从宗教的观点阐述其政治理论，它们继承了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哲学。现代经院政治理论兼有神学和伦理两种政治观。新经院主义认为权力不是自在的，而是源于上帝，因此应对它负责，向它提供服务。新经院主义认为，单靠人的努力，无法完善政治体制，而政治体制的自行发展亦无法十全十美。
（2）自由的政治理论倾向于肯定人性，认为人是有理性的、通情达理的。它们倾向于向前看，相信人类社会在日趋完美；对国家、政府、体制制度以及法律规范持保留的态度，认为它们建筑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才是合理的。自由的政治理论中以新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最有代表性。新自由主义源出J.S.密尔、边沁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政治倾向和理论主张都较古典自由主义更加保守和折衷。新自由主义倾向于缓和个人与国家的对立，认为国家的权力和作用应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个人自由也不是无限的，必须受到其他人对自由需求的制约。多元主义的理论来源分散，到20世纪初它才兴盛起来。它对现代国家权力急剧膨胀的现象深感忧虑，反对国家至上论，反对主权论，反对极端民族主义，主张把国家置于社会之内，认为国家不过是社会多元组织中的一员。多元主义认为社会既有多元的，因此政治权力也应当是多元的、分权的、受社会各方面的限制。
（3）激进的政治理论共同点是，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人，人的自由、意志、权利、义务，人的异化、痛苦与解放。激进的政治理论有代表性的是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无政府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确认人是绝对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质，如果自由受到限制，就等于人被异化了，成了非人。同时，存在主义反对集体和国家过分强大，认为它们是异化于个人之外的力量。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社会使人失去了创造性，失去了理性、自由、美和生活的欢乐而成为“单面人”，提出“本能革命”的主张，并把这一革命的主体规定为知识分子和学生。无政府主义是激进政治理论中最极端的一种。它是P.-J.蒲鲁东、Μ.А.巴枯宁和П.А.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在现代的翻版。它不满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形式上的变革，要求废除国家，把自由意志、个性发展和个人行动视为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和获得进步的力量源泉。无政府主义鼓吹建立“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各种自称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统称，它由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各种新老左派政治思潮组成，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的态度，但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总的来讲，它是把具有战斗力和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院化和庸俗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要包括：G.卢卡奇、A.葛兰西等人对社会主义实践遗留下的理论问题再探索；赖希、H.马尔库塞把政治与社会心理结合起来的尝试； J.-P.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L.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E.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等。
发展趋势现代西方政治学从传统政治学中分离出来，介入了当代学科发展的分化和综合，然后又对这种分离进行了批判和扬弃。前者导致了政治理论衰微，后者却使政治理论复兴。但实际上，一方面在追求政治科学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同时，传统的政治研究并没有中断，它在欧洲、美国，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都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并未全盘否定，而是反省前个时期政治科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足，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继续。总结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学，可以发现它的发展趋势有三大特点：
（1）理论和体系的多样性。由于存在知识总量和学科渗透方面的障碍，传统政治研究只能把自己的理论体系限制在几个概念和原理上。现代政治学由于有充分的知识和其他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依托，因此在各方面确立各自独立的理论和体系。在政治学这个大学科之内，不仅有许多分支学科，而且在各分支学科内还存在许多理论体系和范式，在各分支学科间还存在跨学科的各种综合理论。
（2）研究重点从传统的国家、主权、制度、政治观念、政体、法规等转移到政治社会因素方面、过程方面，如政治行为、政治文化、政治环境、政策等。另外，研究政治学自身的方法论也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导致出现上述特征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在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经过18、19世纪的动荡以后得到了确立和稳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问题已经解决，以政治价值判断为主的传统政治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稳固不仅没有必要，反而有害。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重点是以探讨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内在要素、运转规律和完善途径为转移的。
（3）研究方法的微观化、动态化和纯科学化。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发展是沿着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科学主义、行为主义(包括结构-功能主义等)这样一条线索进行，发展总的方向是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具有经验性的纯理论。注重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定量分析，注重多层次、多角度地观察政治现象，这些使当代西方政治学主要研究投票行为、预算程序以及压力集团等政治的微观领域。同时，反对政治研究中那种一成不变的形式、法则、政体制度、历史文献和道德观念，提出了传统政治研究中所没有的政治参与、政治沟通、政治社会化、政治发展、政治心理和政策制订等课题。另外，它们系统分析研究政治输出、输入和反馈，结构--功能主义，研究利益表达、聚合，政策制订、实施与评估等。这一切都表明现代西方政治学放弃了政治性质的静态研究，追求对政治过程的动态研究。最后，科学主义对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一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现代西方政治学的价值中立、政治学学术化、定量分析以及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在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应用，都是受到了科学主义的影响，行为主义政治学基本上是用科学主义支撑起来的。导致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19世纪实证主义对现代社会科学有深刻影响，社会学政治观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的主流，现代自然科学的丰硕成果对现代政治学有巨大的吸引力。
（2）现代知识学科的发展具有分化、综合、专化和互相渗透的特点。
（3）现代科技手段发达，如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使政治学可以采用一些从前无法使用的研究方法。
虽然西方政治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一些进展，在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不少成就。但总的来讲，现代西方政治研究还没有突破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
（1）现代西方政治研究缺乏开阔的远景、透彻的大思路和重大的理论成果。一方面，它的政治思想总体上眼界狭窄，难以洞悉社会发展和政治现象的本质问题；另一方面，它的纯理论部分囿于纯学术，以及由于政治科学是当代理论相互交叉融合的产物，缺乏严整性。
（2）现代西方政治研究带有浓厚的保守色彩。无论在政治理论方面，还是政治科学方面，都因拒绝探讨新社会的性质，从而堕入掇拾旧思想、旧理论牙慧的境地。它所鼓吹的“价值中立”等，实际上是在现有资本主义政治价值观范围内的“中立”，这样就使现代西方政治研究只能用来维护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政治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初期表现为一种多样化的发展过程，欧美政治学的一些理论体系和观念被介绍到中国，西方式的政治学逐渐形成学科体系。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形成并发展起来。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推进和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逐渐壮大，最后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近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正在发展之中。
现代政治学在中国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后。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五权宪法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成为设计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理论依据。民权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民权主义的基本问题是想将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君主政治改造为民主政治，这就是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中华民国主权属全体国民”的思想。五权宪法是民权主义理论的实政化和制度化，是孙中山吸收西方权力分立学说和中国的科举及监察制度的精髓而提出的。孙中山的政治学说对辛亥革命后国家的政治建设起了指导作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依据民权主义和五权宪法而设计的，这对中国政治学说与国家政治建设实践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将西方政治学说中国化的一次尝试。在政治学研究方面，中国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的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1903)，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1898)。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教育发展迅速，知识界对政治学的研究也日益重视起来。国内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校都相继成立了政治学系或政治学专业，讲授政治学课程。国内学者编著的政治学教材也相继问世，如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对介绍西方主要政治学说颇有影响;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对中国政治制度论述甚详。此外，30年代李剑农的《政治学概论》、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都是当时颇具影响的政治学教材。学者们还对政治学进行了分科研究，涉及的领域有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中国行政、中国宪政等方面。在对西方政治学的翻译介绍方面，也著述甚丰。其中有对名著的翻译，也有对近代新思潮的介绍，如J.杜威的实用主义，康德的《实用主义法学》，E.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思想，B.A.W.罗素的政治学说和英国工党理论家H.J.拉斯基的政治学说等。这些著述和译作，使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日臻齐备。在此基础上，1932年9月1日，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会员80余人。1935年6月23日，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年会，中心议题三个：外交策略、改进吏治、大学政治学课程的标准。1936年7月3日，召开了第二届年会，议题有四个：宪法草案、地方行政、外交策略、非常时期国民的政治教育。1942年11月6日，在重庆召开了第三届年会，主要议题有两个：战后重建世界和平问题、政治建设机构问题。至1949年，全国200所高校中，约有40所设有政治学系。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的研究，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研究对象方面，都未能脱离传统政治学的窠臼。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在中国得到传播，使中国政治学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陈独秀、李大钊等率先在《新青年》杂志上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如李大钊的《俄法革命之比较观》，不仅区别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还指出未来的文明必定依赖社会主义革命。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原理。1920年《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在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影响，有些学者便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政治学。如瞿秋白和张太雷在上海大学曾分别主讲《社会科学概论》和《政治学》，恽代英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政治学概论》，他们的讲授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在3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与研究政治学，较突出的有邓初民。他在1929年出版的《政治科学大纲》和1939年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中，都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政治学的性质、概念、研究方法，以及阶级、国家、政府、政党、革命等政治范畴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发展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贯穿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抗日根据地的传播更为迅速，《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主义经典被列为抗日根据地干部必读书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政治学中诸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政权、革命、政党、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革命的战略策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都作了深刻论述和发挥。刘少奇等对共产党和国家建设问题也作了系统的论述。这些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概括出来的政治理论，成为新中国政治建设的指导方针，其中一些最突出的思想，如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被吸收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成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重要著作，论证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任务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国化。但从学术研究来说，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因受“左”的思想影响而被忽视了。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取消了大学政治系，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基本停止了。政治学受忽视主要有三个原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教学和科研的主导思想，而建国前那种西化的政治学内容与这一历史转变已不相适应，难以为社会主义政治提供分析框架。
（2）政治学一度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它所研究的是权力关系和统治之道，而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无须研究这些课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可以解决一切矛盾。
（3）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的经验和模式，用“国家与法”代替了政治学。政治学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改行从事其他工作。尽管在1964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学校设立政治学系，但为时不久，又都改为国际政治系，其主要研究方向分别为民族解放运动、西欧北美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未涉及到政治学学科的其他广泛内容。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科学进入复兴发展的新时期，政治学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紧补课”（《邓小平选集》，第 167页）。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也向政治学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研究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80年12月， 150名学者在北京聚会，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政治学会。1985年3月，中国政治学会在济南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员发展到1075人，一些省市也成立了地方政治学会。1985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中国政治学界还积极与国际政治学界联系，扩大交流。1984年，中国政治学会加入了国际政治学会，成为它的集体会员。1985年7月，中国政治学会的成员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十三届世界大会，并与外国学者共同举行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制的最新变化》的专题报告会。1988年7月，中国政治学会派代表参加国际政治学会第十四届世界大会。在队伍建设方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三校1981年起相继设置政治学专业，招收本科生，随后又招收了研究性。1985年底，国家教育委员会召开政治学教学研讨会，确定了加强发展政治学科建设的方针。到1991年，已有十余所大学先后设立了政治学专业和行政管理专业；设立政治学教研室及开设政治学课程的学校更多。一批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走上工作岗位，初步改变了政治学队伍青黄不接的局面。各校开设的政治学教学课程大体上有政治学概论、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政策分析、 国际政治几大类。 自1982年北京大学出版《政治学概论》以后，同类著作已出版达数十种之多。政治学专著每年有多种出版，已有几套政治学丛书问世，一批国外政治学著作出版了中文版。中国政治学研究开始出现繁荣的局面。恢复发展的中国政治学界面向实际，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在理论建设和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推动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理论方面，重新探讨了政治、政治学、国家、阶级、国体、政体、人民、政党权力、权威、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决策、政治发展等政治学基本概念，使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更符合中国国情。在实践方面，政治学界密切配合中国的改革过程，研究了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的广泛问题，如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和目标、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工作机构的改革、党政分开、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政党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利益分化和利益协调问题、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和模式、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等。此外，政治学界还开展了“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研究，提出在主权统一的前提下主权与政权可适当分离的观点，为港、澳回归祖国以及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纵观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趋势，大致为：
（1）从观念论证走向观念建设。政治学研究改变了过去单纯论证性的研究方法，注意克服从概念到概念、从原则到原则、脱离实际生活的弊病。邓小平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目标，带动了理论工作者解放思想，将目光转向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在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公共行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国际关系等领域都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大大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内容。
（2）从理论研究走向现实研究。政治学研究改变了过去单纯重视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状况，注意与如火如荼的社会生活密切结合。中国改革事业的推进越来越需要学者们从理论上说明和解决改革所遇到的问题，为国家领导决策发挥智囊作用。中国政治学学会多次召开全国性会议，讨论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权建设有关的问题，如：1983年1月召开政府机构改革与干部制度改革讨论会；1985年3月召开中国地方政权建设讨论会；1985年7月召开“80年代后半期与我国四化建设的国际环境”讨论会；1986年6月召开政府职能讨论会等。这些讨论会的论题涉及中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种对实际政治的研究已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3）从单学科研究走向多学科研究。中国政治学恢复研究后，开始时一度带有单学科性，随着学科研究的发展，已逐步与其他学科融汇贯通。中国政治学研究队伍的构成已形成一个政治、法学，社会学、行政学、历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跨学科局面。政治哲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政治文化学、政治生态学、政治经济学、政治传播学等边缘学科均有所发展。还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开始涉足政治学领域，把统计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先进手段运用到政治学研究之中，这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文理科相通的良好开端。
（4）从单一方法研究走向多种方法的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中国政治学者在研究中借用当代科学研究的各种新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成果，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已被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有的学者借助信息论分析政治过程，将国家机器的运转视为信息传递和转换的过程；有的学者用系统论的观点研究政治体制，强调政治体系的整体性、联系性、复杂性及内部结构的有序性；有的学者则主张用生态的观点看待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即对政治作历史—社会—文化的透视；还有的学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政治现象。这些新的方法大大拓宽了政治学研究的领域。
（5）从封闭式研究走向开放式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政治学研究也打破了封闭自守的状态，日益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交流。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界和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学研究机构和学者建立了联系，外国政治学研究的许多成果已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国外政治学流派，如行为主义、系统分析理论、结构 -功能主义、博弈论、中层理论、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决策、政治心理学、生物政治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地理学等，已开始为中国政治学者们所熟悉，这些流派的代表作有很多被译成中文出版。中外政治学者的互访也日益普遍，世界上许多有影响的政治学者应邀来中国访问；中国学者也应邀到国外访问和讲学，还有不少年轻的中国政治学者在国外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具有特色的中国政治学正面向世界，前景无限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