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拼音]：Kangri Jiuwang Geyong Yundong

[外文]：Movement of singing for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National Salvation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遍及全国的群众性爱国歌唱活动。这一运动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酝酿，于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形成热潮，至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时达到高潮。从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可分为3个阶段：

酝酿准备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中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要求抗日救国，当时音乐院校的一些师生，也以创作歌唱爱国歌曲作为响应。其中，黄自等创作的合唱歌曲《抗敌歌》、《旗正飘飘》等，表达了人民要求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的呼声，从城镇到农村激起了强烈反响。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组织，积极开展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音乐工作。聂耳等人在为左翼电影、戏剧创作的大批歌曲中，突出了抗日救亡的内容，其中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前进歌》、《自卫歌》、《自由神之歌》、《新编“九一八”小调》等，以战斗的风格和大众化的形式，唱出了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开展抗日斗争，拯救民族危亡的心声。这些作品通过银幕、舞台、唱片、广播等途径，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起到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

为进一步传播救亡歌曲，1935年初，“民众歌咏会”和“业余歌咏团”相继成立，为救亡歌咏运动的兴起作了组织准备。

民众歌咏会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发起，并得到左翼音乐工作者的支持，参加者以上海的爱国青年（店员、职员、教师以及大、中学校学生）为主，初有90余人，后增至300多人；它明确宣告“为民族解放而唱歌”，以集体歌唱、歌咏大会、歌咏比赛、广播演唱等多种方式开展活动，影响日益扩大，至1936年中，会员已增至1000多人，并在香港、广州等地建立了分会。业余歌咏团又名业余合唱团，由吕骥、沙梅等组织并主持，参加者均为上海左翼影剧、音乐界人士，不久，又吸收了许多中、小学校进步教师和学生以及进步职业青年。除经常举行集体歌唱和演出外，其中一部分人还分头到工人、学生、市民中教唱救亡歌曲，每人分别领导或联系一至数个群众歌咏团体，对上海的群众歌咏运动起了指导作用。当时演唱的歌曲除国内创作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外，还介绍了国外的革命歌曲。

形成运动阶段

抗日救亡歌咏在1935年下半年举行过两次音乐活动，第一次是“聂耳追悼会”，会中一些歌咏团体演唱了聂耳的大部分歌曲；第二次是在精武体育会礼堂举行的群众歌曲音乐会。两次活动都对广大听众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歌咏活动的开展。紧接着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群众性歌咏热潮，并发展为具有全国规模的歌唱运动。北平的青年学生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等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救亡宣传和示威游行时，都高唱各种救亡歌曲，并成立了“海燕歌咏团”(清华大学)等组织，在各大中学校开展了救亡歌咏活动；继而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数十个城市的青年学生，也先后举行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救亡歌咏活动也随之在这些城市开展起来。1936年1月成立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又进一步把救亡歌曲传播到平津邻近各县城乡。上海、武汉、广州、开封、长沙、济南等地的学生，也相继举行同样的活动。从此，救亡歌咏开始向中小城镇普及。

群众性的救亡歌咏热潮，促进了救亡音乐队伍、救亡歌曲创作和救亡歌咏团体的发展。1936年初，在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召唤下，相继成立了词曲作者联谊会（又名歌曲作者协会）和歌曲研究会等组织，参加者有来自各个方面的词、曲作家，如施谊（孙师毅）、安娥、周钢鸣、陈子展、塞克、许幸之、龙沭勋、任钧、柳倩、关露、吕骥、张曙、任光、冼星海、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沙梅、孙慎、周巍峙、麦新、孟波、吉联抗、丁珰、盛家伦等。以这支创作队伍为主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创作出了一大批新的救亡歌曲，其中如《五月的鲜花》、《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打回老家去》、《心头恨》、《上起刺刀来》、《保卫国土》、《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松花江上》、《全国总动员》、《大众的歌手》等，都迅速唱遍全国。救亡歌咏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各地，仅上海地区在“一二九”运动至1937年初期间，就先后成立了近百个之多。许多歌咏团体以各种方式展开活动，其中如：1936年6月7日，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民众歌咏大会”；同年7月，由上海15个歌咏团体联合举行纪念聂耳的歌咏演出；以及在全国各界救国会组织的历次爱国示威游行中（如在鲁迅逝世追悼、送殡活动中）出动的群众救亡歌咏队，都对上海市民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社会舆论的支持。《生活日报》、《立报》、《读书生活》、《光明》、《大众生活》和《救亡日报》等，均以相当篇幅刊登救亡歌曲和报道救亡歌咏，并对国防音乐、新音乐运动进行理论探讨。

1936年初，还陆续出版了许多救亡歌集，如《民众歌集》（刘良模编）、《中国呼声集》（周巍峙编）等，其中《大众歌声》(麦新、孟波编)从1936年9月至1938年连续编印3集，并一再增补重版，汇集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产生的大部分优秀歌曲和《国际歌》等外国革命歌曲，成为各地救亡歌咏活动中采用的主要歌唱材料。1936年起，救亡歌咏开始进入广播阵地，上海的“大陆”、“交通”、“友联”等电台，都先后开设了由各歌咏团播唱救亡歌曲的专题节目，救亡歌声传播愈益广泛。

由于救亡歌咏的社会影响不断增长，当时的南京政府和上海租界的统治当局，以禁唱禁演、禁止出版、取缔歌咏组织、驱散歌咏集会、直至逮捕歌咏骨干等手段，力图扑灭救亡歌声。1936年8月，民众歌咏会被勒令解散，其他歌咏团体也遭受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压迫。但民众歌咏会、业余歌咏团等仍以分散、隐蔽的方式坚持了活动，并于同年10月以后，随着全国抗日民主斗争的再度高涨，掀起了救亡歌咏运动的新高潮，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歌咏活动。其中如：1936年10月22日，为鲁迅葬礼举行的“挽歌游行”;年底为援助绥远抗战，举行的“援绥音乐会”；1937年6月，为赈济西南、西北各省灾民举行的一系列“赈灾音乐会”和“赈灾歌咏大会”；1936年底至1937年上半年，吕骥、刘良模及“青年会战区服务团”等，赴绥远抗战前线，举办“军民联合歌咏大会”和“军官歌咏训练班”，后又到山西等省继续推广；其他爱国宣传团体如新安旅行团等，也在绥远前线进行相同的活动，并巡回宣传于全国各地。这都标志着救亡歌咏运动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

进入高潮阶段

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也把救亡歌咏运动推向最高潮。全面抗战激发起更多作曲家的创作热情，促使他们源源不断地创作出大批艺术形式更多样、民族风格更鲜明的抗战歌曲，其中如《大刀进行曲》、《武装保卫山西》、《保家乡》、《游击队歌》、《军民合作》、《长城谣》、《打杀汉奸》、《巷战歌》、《歌八百壮士》、《打回东北去》、《洪波曲》、《丈夫去当兵》、《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等，传唱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此时，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曾组成了数以百计的“战地服务团”、“救亡演剧队”和“抗战歌咏团”，走向战区和内地，深入到前线、工矿和农村，在更边远的地域内传播和组织救亡歌咏，从而形成了“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的形势。救亡音乐队伍的团结，也在全面抗战的形势下得到加强。1937年8月8日，上海成立了有50多个歌咏团体参加的“国民救亡歌咏协会”。1938年前后，各种抗战文化组织和歌咏团体云集于武汉地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于同年1月17日，成立了包括全国音乐界各方面代表的“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同年4月1日，以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由冼星海、张曙等组织了数百个歌咏团体，并连续举办了“抗战扩大宣传周”、“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歌咏游行、“抗战献金音乐大会”、“七七儿童歌咏大会”、“音乐游园大会”、“八一三宣传游艺会”、“抗战歌曲播送会”、“九一八纪念音乐会”等活动，发动起拥有数十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抗战歌咏活动。与此同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歌咏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蓬勃开展起来。此外，海外华侨也开展了救亡歌咏活动。如在抗战爆发前后，法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中，均建有各种救亡歌咏团体，其中以任光在新加坡举办的“民众歌咏训练班”和他辅导的“铜锣合唱团”等影响较大。1940年后，刘良模在美国华侨中组织了“华侨青年歌唱队”，并与著名黑人歌唱家P.罗伯逊合作，录制了以“起来”为题的一组中国抗战歌曲和民歌唱片，其中包括罗伯逊用中、英文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广泛的群众性爱国音乐运动，它对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民主斗争，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促进了中国革命歌曲创作和群众歌咏活动的发展和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