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质人类学

[拼音]：tizhi renleixue

[外文]：Physical Anthropology

将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研究其体质形态、身体结构及其生物学的变异和进化，以阐述人类的起源、人种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按照英、美的传统体系，体质人类学（别称人体学）与文化人类学并列为人类学的两大部分；欧洲大陆的人类学，习惯上专指对人类生物特性的研究，实际上相当于体质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主要包括人体形态学、人类起源学和人种学3个基本部门。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体质人类学或称之为“人类生物学”的一系列学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研究简史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体质人类学的萌芽，主要是试图确定人类本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进行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的比较，以及解释种族之间的体质差异。

在欧洲，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和15、16世纪探索“新大陆”的环球旅行，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开扩了人类学知识的视野，使欧洲人了解到东亚、美洲和大洋洲民族的各种类型。17世纪出现了解剖类人猿的首批记载。到18世纪，第一次比较认真地尝试建立有关人类起源及其在自然界地位的科学假说。瑞典博物学家C.von林内(1707～1778)在《自然系统》一书中，分出了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目，用“智人”一词表示人类，并把人类分为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四大种族。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各国的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广泛进行种族分类的尝试。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世界的政治革命和知识革命，促进了对某些宗教教义的怀疑，从而为那些被半禁止科目的讨论开辟了道路。1809年法国博物学家J.-B.de M.拉马克(1744～1829)在《动物哲学》一书中，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生物进化论。到19世纪中叶，英国博物学家C.R.达尔文(1809～1882)确立了生物进化论，他的《物种起源》和《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两部代表性著作，奠定了唯物主义人类起源理论的基础。

德国人类学家J.F.布卢门巴赫（1752～1840）曾根据人类头盖骨的形态作了人种分类，开颅骨学和现代体质人类学的先河。尔后法国人类学家P.布罗卡（1824～1880）开创了颅骨学和人体测量方法，发明了几种人类学测量仪器。他还于1859年促成巴黎人类学会的建立，1876年创建了巴黎人类学院，使人类学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随后，许多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人类学机构。进入20世纪以后，大量高级灵长目和人类化石（如巨猿、南方古猿、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其他一些智人化石）的发现，为人类进化理论提供了直接证据。进化原则的确定，促使原来的人种分类被“谱系表”理论所取代。为测定种族之间的差异，建立了新的更准确的测量方法，生物测量学在体质人类学的许多领域中普遍得到应用。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又导致了对“民族”和“种族”区分的深入研究。因此，总结种族学说成为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人类学研究的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早就有人注意对人类体质作观察与研究。关于人类体质描述和测量数据的记载，最早见于约为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在相传作于8世纪的藏族绘画中，已有人体解剖图。北宋时期，王惟一曾铸造铜人，分脏腑十三经，是人体模型的首创。南宋宋慈所著《洗冤录》和明代王圻著《三才图会》，对人体解剖及人体形态分类有较详细的记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猿猴与人类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直到清朝末年，人类学没有能在中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现代人类学是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最初有严复等人翻译有关人类学的著作。20年代，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设人类学讲座，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人类学研究组。当时偏重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较少。20～30年代，外籍学者中，加拿大学者步达生对辽宁、甘肃和河南史前人类遗骸著有报告，德国学者魏敦瑞以研究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著称；此外，清华大学的俄国学者史禄国(1887～1939)，对华北、华东和广东人进行过体质调查，成都华西大学的W.R.莫尔斯对四川一些少数民族作过体质测量和观察。中国学者中，李济和吴金鼎调查过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分别著有《中国人的组成》和《山东人体质特征的研究》。吴定良曾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第 4组（人类组）和浙江大学人类学系的工作，发表过一些现代人体质调查和古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对应用人类学方面也做过许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的专门研究机构，杨钟健和裴文中为古人类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贾兰坡和吴汝康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方面有许多重要的研究。颜訚则曾致力于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目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上海和北京的自然博物馆等单位，都有从事体质人类学的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

体质人类学的分科人体形态学

分为人体学和测量学。人体学研究总的人类机体的个体变异、两性差异、年龄变化、人类体质，以及各种生物和社会条件对人体结构的影响等。它同医学紧密相关，对于确定体质发展规范、成长速度以及老年学研究等有重要意义。人体测量学是观察并测量人体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和尺度，确定一些形态指标和生理指标，用以探讨人体的类型、特征、变异和发展规律。分活体测量和骨骼测量两类。后者包括颅骨测量，是研究人类体质发展和种族差异的重要研究手段。

人类起源学

研究早期人类体质类型的发生和发展，人类劳动、语言、社会的发生，人类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古人类学、胚胎学、进化形态学、化石和现代灵长学、心理学、生理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民族学、第三纪和第四纪地质学，以及年代测定技术等学科，与解决人类起源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

人是从古猿进化来的。关于人从猿的系统分化出来的时间尚无定论，根据现有的化石材料，一般认为至少在1000万年以上；近年来也有人根据蛋白分子的进化速度推算，认为离现在不过500万年。

从已经发现的化石材料判断，人类起源于非洲和亚洲南部的广大地区。一些学者认为，腊玛古猿可能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早期代表，南方古猿（见南猿）中的原始类型可作为晚期代表。前者大约生活在距今1400～1000万年，后者可以早到距今500万年左右。人类的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1）南方古猿或早期直立人，已具有适应直立行走的体质结构特点，脑量相对较大，但有许多原始性质，已能打制简单的砾石工具。生存时代距今约300万至200万或150万年，目前主要发现在非洲。

（2）直立人或晚期直立人，包括早更新世后期和中更新世的直立人类型，体质上仍有明显的原始性质。他们的脑量显著增大，能制作较进步的旧石器，并开始用火。其时代约距今200万或150万至40万或30万年，在亚、非、欧 3洲都有发现。

（3）古人或早期智人，包括中更新世后期和晚更新世前期的人类，他们在体质上更接近现代人，但仍有相当的原始性质。能制作不同形式的标准化石器，具备人工取火的能力。其时代约距今30万或20万至5万年，他们可能是由扩大了的区域里的晚期直立人的主要部分演化而成。

（4）新人或晚期智人，包括晚更新世后期直到现代的人类，体质上即使在晚更新世后期，也已与现代人基本上相似。文化上已有雕刻和绘画艺术，并出现了装饰品。大约从5万年前开始，逐渐发展为现代世界上的各人种。

从早期人科到现代智人的发展图式，还有许多问题：如腊玛古猿在人科系统上的位置还未最后确定，从早期人科祖先到南方古猿之间还有几百万年的空白，南方古猿中的哪些类型是早期直立人，不同地区的晚期直立人化石是否属于同一类型，各地区晚期智人和早期智人之间的关系，现代各色人种是怎样形成的等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古人类化石材料非常丰富，从腊玛古猿、直立人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化石都有发现，这表明中国大陆是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

人种学

人种学研究现代人种的起源和发展，人种的分类和地理分布，人种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人种是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群的共同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群。现代各色人种，主要是根据人类体质的外表性状，如肤色、眼色、发色、发型、头型、面部特征、身材及血型等生理生化特性划分的。人种分类所依据的这些体质特征，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具有遗传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发生重大的改变；受外界影响的变异范围很小；相对而言不受性别和年龄的影响。

人种分类是生物学的分类，现存的人类属于同一个生物学种，即智人种。现今世界的人类一般分为3个大的主要人种：黄种（蒙古人种或亚美人种）、白种（欧洲人种或高加索人种）、黑种（尼格罗人种或赤道人种）。有人主张把澳大利亚人种从尼格罗人种中分出，单列为第 4个大人种（棕种）。还有人根据现代人种与相应地区直立人之间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分成澳大利亚人种、蒙古人种、刚果人种（即非洲黑人）和好望角人种（即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5个人种。不同的学者往往有不同的人种分类。在各主要人种间，彼此又以一些过渡人种类型相联系。

一般来说，自然地理环境在人种形成的早期阶段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人种的各种性状都与一定的地理区域相联系。由于高山、深谷、河流、沙漠等自然屏障，使不同地域的人们长期隔离生活于不同的自然条件下，也会引起种族的分化。人种的混杂也是影响种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上述诸因素在人种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很复杂。许多人种在历史上曾多次迁移，经历了人种混杂。混杂的种族，如长期处于隔离状态，则又可能产生新的类型。因此，要阐明某一种族特征形成的原因，必须全面分析该种族发展的历史及社会文化等因素的作用。

根据现有化石材料判断，各主要人种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5万至1万年间）开始形成的。蒙古人种可能是在中亚和东亚的干燥草原和半沙漠地带形成的，尔后向各方面扩展与欧洲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相混杂。欧洲人种最早可能是在南欧、北非和西南亚地区形成的，逐渐向整个欧洲和邻近地区扩展，与其他人种特别是与黑种人长期混杂。尼格罗人种可能起源于非洲的东北部，然后扩大到非洲的其他部分。澳大利亚人种最早可能起源于南亚地区，以后迁徙到大洋洲诸岛，长期与其他人种处于隔离状态。

关于现代各人种起源的理论，有单元论和多元论，前者主张各人种起源于一种古猿，后者主张起源于不同的古猿。现有材料证明，单元论是正确的。随着世界各地人类化石的不断发现，特别是早期智人化石的发现，又产生了现代人种是由某一种早期智人演化来的，还是由各主要人种分布地区的直立人经过该地区的早期智人演化来的问题。

中国发现的化石材料证明，中国大陆是研究蒙古人种起源和分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在中国早期智人（大荔人）头骨上开始出现某些蒙古人种方向的性状；在晚期智人化石上（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已有较明显的蒙古人种形态，并在体质上存在南北异形。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则更接近同一地区的现代类型（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体质人类学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

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人体遗骸（包括古人类化石）是体质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对人类骨架的研究可为考古学提供古代人类及古代社会的许多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经过人类学鉴定的考古材料才是完整的。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体质形态特点与文化发展阶段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确定人类体质发展水平是划分旧石器文化发展阶段的重要内涵之一。种族人类学的研究对古代居民，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种族（人种）的复原有重要意义。在考察不同种族互相毗连地区的古文化溯源和相互关系时，人种成分的确定尤为需要。在研究人种类型和族属关系时，收集有明确族别可考的人骨特别有价值。

骨骼的性别、年龄鉴定对考古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如骨架的性别鉴定资料，可能证明某些随葬物与原始社会两性劳动分工的关系。在一些新石器时代墓地普遍存在的同性或异性合葬，可能与一定的氏族婚姻形态有联系。在其他葬俗（如埋葬的头向、面向等）上，也可能存在性别的差异。对一些特殊埋葬（如殷墟的西北冈祭祀坑）的性别年龄进行观察，可能给验明死者身份提供佐证。大规模墓地人骨的性别年龄调查，能够获得两性年龄分配与平均寿命等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古代居民的生活状态和人口组成情况。此外，古代墓葬中的随葬品或装饰品，可能包含有宗教巫术和图腾因素，也可能表示社会地位。判断这类随葬品的性别归属，可以了解其时其地古代居民的宗教信仰和氏族社会性质。

古代人骨骼的某些部位，有时有人为制造的畸形，如畸形颅和拔牙等，可能是古老风俗或实行某种仪式的产物。从骨骼上详细调查这类畸形的种类、出现频率和分布范围，有助于了解古代文化交流和民族迁移的历史。而从骨骼上考察古病理，则可能追踪某些现代疾病的起源和发展。在骨骼上可能见到的主要有骨瘤、骨关节病、骨感染引起的一些疾病，各种颌骨和牙的疾病，某些先天和后天、内分泌与血液紊乱、食性效应及不明病因的骨性愈合等引起的各种骨疾病。其中有许多病例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史前时代。这些病理资料在比较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体质健康水平，食物与生活方式，以及研究人体与自然环境、生活的和社会的条件之间的关系时，很有意义。与遗传病有关的某些骨畸形，可以帮助判别同一墓穴或小区隔离墓中死者之间的遗传或家族关系。考古材料中发现的骨创伤是由不同原因引起的。其中，有些是因暴力的伤害，可以根据创伤的形态特点，推测所使用的凶器或武器类型。

除了对骨骼作性别、年龄、身高、种族类型等鉴定外，用头骨复原不同古代民族的典型相貌，对考古学的历史复原和种族人类学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用这种方法可以再现某些历史人物的面貌。

参考书目

Physical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