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圣陶先生90华诞时，有人向他讨教长寿秘诀。叶老的问答是喝酒，而且要少喝勤喝。他一生喝了近80年的酒，但不饮烈性白酒，且喜欢喝慢酒，以微醺为最大限度。有一次郑振铎请他喝酒。郑振铎性格豪爽，爱喝快酒，一口一杯，颇有梁山好汉的气概。他举杯邀叶老：“圣陶干一杯，干一杯。”叶圣陶先生虽不赞同，说：“慢慢喝，饮酒的趣味在于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味。”但终于拗不过郑振铎的一再催促，接连干了几杯，喝得面红耳赤，几乎醉倒。文人相交，意气相投，性情中人，性情中事，读来让人感慨丛生!
叶圣陶先生嗜好饮酒，在朋友中是出了名的。在他生前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我能饮，朋友中知道的人不少……至今几乎不曾间断过。”当时叶圣陶已经80岁了。读叶圣陶的日记，几乎每天都有独自小饮以及和亲友共饮的记载。如在叶圣陶的《日记三抄》中，便有很多关于饮酒的描述。
上世纪20年代，叶圣陶先生和郁达夫、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入会成员的条件之一竟是能饮黄酒三斤。想必当时的黄酒都为米酒，不会是酒精加香精加水勾兑的“劳什子”，但三斤而不醉确实也要有些酒量的。
后来，叶圣陶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并主编《中学生》杂志，由他以及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章珊兄弟、范洗人、壬伯祥等人发起，开明书店成立了一个“酒会”，一顿能喝五斤以上绍酒者方可加入。每周周末举行会员“聚酒”，钱资所耗则由“酒会”会员分摊。其间，会员们一杯下肚，兴会淋漓，谈天说地，吟诗赋词，其乐融融。当时著名书画篆刻家钱君勾也在开明书店任编辑，他的酒量仅三斤半，于是钱君勾问著名艺术家、“酒会”会员丰子恺可否入会，丰子恺请示“会长”叶圣陶。叶圣陶风趣地说：“君勾的酒量要打七折，就算是预备会员吧。”以后，叶圣陶路遇钱君勾说：“你也是一个酒会的会员了，要锻练酒量，早日把‘预备’两字拿掉啊!”
上世纪40年代初期，叶圣陶寓居重庆郊外沙坪坝，他对当地的渝酒非常有好感。沙坪的渝酒是仿照绍兴酒而酿成的一种黄酒，味道当然比不上醇正浓郁的绍兴陈酒。但和朋友一起饮渝酒，情投意合，促膝谈心，各人擎杯在手，话兴愈浓，也确实深得古人所说的“酒中三昧”。当时在沙坪坝还有丰子恺、范洗人、沈仲九等开明同仁，叶圣陶经常与他们在一起饮渝酒，在宅旁地里现摘新鲜的蚕豆做下酒菜，可说是别有风味。
建国前夕，叶圣陶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离开上海，绕道香港，随一批民主人士及文化名流乘船北上，进入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在航行途中，叶圣陶与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历史学家宋云彬集资携带了一打白兰地，“宽打窄用”，作为旅途的“口粮”。经约定，每餐以尽一瓶为度。叶圣陶与宋云彬是开明书店的老朋友，当时每天公余，必在二马路一家酒店对酌。郑振铎也是“海量”，但他们每饮皆适可而止，图醉方休的吃酒实在是不符合他们饮酒本旨的。老报人徐铸成事前毫无准备，途中加入“揩油”。同行的著名诗人柳亚子等人戏称他们为“四人酒仙”。
建国以后，叶圣陶寓居北京。在他院内长着一棵海棠树，每年4月19日，他总邀请老朋友著名学者王伯祥、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及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等人来家小聚，欣赏盛开的海棠花。届时，朱光潜带上一瓶英国白兰地，俞平伯准备一瓶桂花酒，菜肴中，叶圣陶必备一只自制酱鸭。
叶圣陶先生爱酒嗜酒，却很少有人见他醉过。据说，他一生仅有过两次醉酒，一次是1946年朱德总司令的60大寿，叶圣陶应邀赴宴，“酒逢知己千杯少”，不觉多贪了几杯，散席时他酒醉难以自持，被工作人员护送回家。还有一次是抗战期间应邀与英国教授雷纳先生较酒量，两人“酒逢对手”，一直对酌到太阳西下，最后雷纳先喝醉了，而叶圣陶勉强自己走回家，也醉倒在床。
晚年的叶圣陶，在—天劳累之后，和家人团聚一起共进晚餐时，必喝一杯葡萄酒或绍兴老酒，其乐在于一起交流日间见闻，通报些近况，交换一些意见，包括文艺界的新闻和对作品的看法。用叶圣陶的话说：“我借饮酒作为一天的慰劳，又作为家庭聚会的一种助兴品。”
叶圣陶先生长寿与酒有缘，更得益于他心胸开阔，不拘于蝇头小利，不为受到一点委屈而牢骚满腹。人生，谁能一帆风顺，没有挫折与失败呢？叶老的一生历尽艰难，但他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使自己的生活阳光普照，他说，“多少寂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