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

[拼音]：renkouxue

[外文]：demography

研究人口发展及其规律，人口变量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

社会发展的历史既是社会形态、社会生产力及相应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口世代更替、人类自身生产不断发展的历史。人口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前提，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口发展是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对立统一运动，包括由人口出生、死亡而形成的人口自然再生产变动，人口迁移变动，社会构成变动，及制约人口变动的内在机制力量──人口结构及其变化；也包括人口质量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人口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决定人口发展及其规律的根本条件是生产力内在因素（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矛盾运动和生产关系的性质。

不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下，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口都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其数量、质量、构成的变化总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资源、军事等方面的问题有密切关系。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等都从各自的角度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特别是对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物质基础的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互关系问题尤为关注。正因为如此，人口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过去分属不同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逐步形成一门比较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

人口学大体由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和人口分支学科（或应用学科）三大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又可作进一步的细分，如人口分支学科可分为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生物学等等。

词源和定义

英语中的 demography是拉丁语demos（人民）和graphein（描述）两字复合而成的，在1882年日内瓦国际卫生学和人口学大会上被正式认可。人口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人口学家A.吉亚尔所著的《人类统计或比较人口学大纲》一书中。他在书中认为，人口学是关于人类或人口的一般变化和他们体质、文明、智力和精神条件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或数学知识。20世纪30年代以后，人口学这一术语被广泛使用于教科书中。

对人口学的定义，学者中有不同意见。西方人口学家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人口学定义为用实验的、统计的、数学的方法研究人口规模、结构、分布、变化（由出生、死亡，结婚、离婚，迁入、迁出组成）的科学。有人将此称为形式人口学。也有人把形式人口学定义为关于人口变化及构成因素的计量和分析（特别是人口出生和死亡，以及作为人口变化内在因素的年龄、性别结构等），把它看作是人口分析技术。

另一种是将人口学理解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人口学是研究人口规模、分布、结构和变化的科学，即形式人口学或人口学分析。广义人口学被理解为不仅包括狭义人口学所研究的人口变量本身的变化，还研究人口变量变化和其他变量（如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遗传的、地理的等等）变化的相互关系。西方人口学家P.M.豪瑟和O.D.邓肯对狭义人口学和广义人口学所下的定义为：人口学分析是关于人口变量及其变化的构成要素的研究。人口研究不仅与研究人口变量有关，而且还研究人口变量和其他变量（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生物的、遗传的、地理的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人还将广义人口学分为广义和最广义两种。前者是把狭义人口学理解为只研究人口自然变量（出生、死亡……）的科学，不研究人口的社会变量（如宗教、民族、语言……）和经济变量（如人口的职业、行业、收入）。认为广义人口学除研究上述内容外，还包括研究人口的社会、经济标志。最广义的人口学除包括广义人口学内容外，还研究和人口学过程有关的问题（如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人口不足问题、城市化问题）。还有人把人口学看作是对人类人口的数量研究。也有人把人口学笼统地定义为研究人口的科学。

苏联人口学界把人口学普遍地看作是：研究受社会历史制约的人口再生产规律的科学。人口学在研究人口变化的诸因素与人口构成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决定这些变化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既阐明人口运动的一般规律，也阐明这些规律在一定的具体人口总体中，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表现的特点。苏联人口学者认为人口再生产恰恰是人口学研究领域的特殊性，人口作为生产力要素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有关科学的研究对象，人口作为生产关系承担者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人口学定义为研究人口再生产的规律性不仅表明人口学研究的特征，而且也使人口学与其他科学区别开来。他们认为，人口再生产过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仅指人口自然再生产过程；广义人口再生产则是由人口自然变动、空间变动（迁入、迁出变动）和社会变动（社会构成、职业变动……）所形成的总和。

在苏联也有人把人口学看作是研究人口数量、结构和变化的科学。这一定义与西方的狭义人口学或形式人口学定义相同。

在欧美，人口学研究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人口资料的搜集和评价，人口学指标的计量、分析技术，生育率、死亡率及人口变化的数学模型，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口城市化，老年人口问题，妇女与生育率问题，人口和教育问题，人口和生态平衡等。而对人口理论本身研究较少，有些人甚至否认有人口理论的存在。人口理论研究大都寓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中。

人口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人口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其他科学有密切关系。作为人口学研究客体的人口，生物属性是其自然基础，社会属性是其本质特征，因而人口学既与其他社会科学有密切关系，也与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

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法学、人类学、历史学、统计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都有联系。人口发展及其过程常常为经济因素所制约，甚至为经济因素所决定。因而人口学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动），研究人口发展规律时，离不开经济学所阐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研究人口和经济相互关系时更是要直接借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人口发展及过程为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所制约和决定，因而人口学与社会学密不可分。观察、分析决定人口发展的社会因素离不开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

人口再生产变动情况为人们的婚姻、家庭和生育等社会行为所左右，这些社会行为除由经济因素左右外，也是在一定社会心理支配下的产物。社会心理学对分析婚姻、生育行为的变化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人口学在研究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人口迁移、人口城市化等问题时，要利用地理学的已有知识。在研究人口再生产的历史过程时，与历史学又有直接关系。研究古代人口状况及发展时，还要依靠考古学、人类学的材料和论证。

统计学与人口学的关系更为直接，历史更为悠久。人口学相当一部分来源于统计学，而且至今仍不断汲取统计学发展的各种成果。

人口学与生物学、生态学、公共卫生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以及数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人口学在研究人口的出生、发病、死亡及变动时，要利用生物学、遗传学、公共卫生学的有关原理和知识。人口学与这些学科的交叉、结合产生了一些边缘学科，如人口生物学、人口生态学等。数学和人口学特别是与人口学方法的关系更为直接，大量数学方法被用于研究和分析人口现象及决定人口变动各因素的数量关系之中。

人口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发展。经济学无论研究劳动力的变化，还是研究市场需求的变化都离不开人口学的研究成果，经济学借助人口学的研究成果扩大了和加深了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人口学对社会学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社会学在研究婚姻家庭、社区各人口年龄群体（少年儿童、青年、壮年、老年）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结构和机制时都离不开人口学的研究。

学术界对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在美国，多数人口学家都把人口学视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根本。因此，不少人口学研究机构都设于社会学系之下。但也有不少学者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研究人口问题的。在欧洲、日本、苏联等国多数学者把人口学更多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英国的人口研究所设于伦敦经济学院之下，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设置于法国劳动部之下，苏联著名人口研究机构设于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之下，日本大学的人口研究所也设于经济学系之下。中国从50年代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起一直到70年代人口学的恢复和发展大都是在经济学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与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和经济落后的矛盾相关。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导致粮食问题、就业问题、住宅问题、教育问题非常尖锐。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研究是否应该控制人口增长，也是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这一现实矛盾出发的。7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设于经济学系或学院之下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还有的学者认为，人口学已具有与经济学、社会学相并列的学科条件，它应成为一个与经济学、社会学相分离而独立的学科。

人口学体系

在划分人口学内部学科体系上，学者中的观点有所不同。例如，苏联学者将人口学视为一套知识体系，认为人口学包括以下几个分支:人口理论；人口资料的搜集；描述人口学（对某一具体区域或国家的人口年龄、性别构成，家庭构成，人口过程的一般描述）；纯粹人口学（研究人口现象、过程、构成的数量对比关系及在其影响下的人口增长），纯粹人口学有时也称为人口学的数学理论，有时也称为理论人口学；人口分析（研究人口现象与决定人口现象的社会的、经济的、社会心理的、生物的……之间的相互关系）。

西方学者普遍将人口学分为人口学分析和人口研究。前者包括：人口资料搜集、分析、评价，人口分析技术，即形式人口学或称纯人口学、理论人口学、数学人口学。人口研究包括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生态学等等。

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将人口学体系归结为三大组成部分：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人口应用学科（或分支学科）。这样归类是将人口学视为由理论、方法和应用学科组成的统一整体。

人口理论研究人口发展规律及人口和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相互之间的本质联系。这一概括将人口学与以人口作为生产力要素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相区别，也与以研究社会结构、社会机制变动的社会学相区别。在人口理论研究中使用分析人口现象本身或人口与其他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数量资料，但它是以发现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性为己任，从而与人口学其他组成部分相区别。

人口统计学包括搜集、整理、评价、分析人口现象数量资料的方法、指标体系、分析技术和数学模式等。具体说来，包括用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生命登记等方法搜集资料、评价资料，以及对人口现象和过程的数量关系具体描述的统计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也包括研究人口现象内在纯数量规律（如在一定年龄别的生育率和一定年龄别的死亡率条件下，必然形成一个稳定人口模式）。

人口学应用学科包括研究人口与其他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所有分支学科。这些学科都是边缘性学科，如人口经济学是人口学和经济学的边缘结合，人口生态学是人口学与生态学的边缘结合。这些学科具有应用性质，对国家战略决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人口理论在人口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其他人口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离开了人口理论的指导，运用人口学方法分析人口规模、结构、制约因素（如生育率、死亡率）及人口发展趋势时，就会忽视甚至忘掉决定人口现象发生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陷入数字的汪洋大海之中，变成纯数量分析，不能对人口变化作出科学的判断。各门人口应用学科固然有其自身的具体理论和方法，但它们都不能离开人口理论提供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指导。如人口经济学研究人口变化和经济变化的相互关系，就必须依据人口理论所阐明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在研究人口和资源相互关系时，也必须遵循人口理论所阐明的人口发展和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原理。在一定生产力的水平下，资源是有限的，它将限制人口及其生活质量。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新的条件下又可建立人口和资源新的平衡。反过来，人口统计学和人口应用学科的发展也充实和丰富了人口理论内容，促进了人口理论的发展。利用人口统计对人口现象变化的数量观察及对决定这一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常常导致新理论观点的出现。如欧洲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历史统计数据，提供了人口变化过程的统计描述。而人口理论则将其升华到理论高度，形成了人口转变论。各人口分支学科研究成果，如人口经济学关于生育率的经济理论，人口地理学关于人口城市化历史进程的描述，也都为人口理论所吸收，并更加理论化。

人口学的发展历史

人口学一词虽是由吉亚尔提出并开始使用的，但它作为一门学科，一般公认早在17世纪为J.格兰特所创立。在1603年大鼠疫之后，伦敦每周公布出生、死亡人数总计表，积累了丰富的人口自然变动的资料，格兰特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于1662年发表专著《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这被认为是人口学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有人誉称格兰特打开了人口学实验研究领域之路。其主要贡献有：发现了人口现象种种稳定的数量规律性，每一时期人口出生、死亡有其一定的数量规律，出生性比例（出生婴儿性比例为14∶13，男孩略多于女孩）和死亡性比例的相对稳定规律，因一定死因而死亡的人数在死亡人数中保持一定稳定的比例等；根据每百名出生婴儿陆续死亡的年龄编制了死亡表；正确地把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看作是人口变动的内在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格兰特明确提出，人口研究的任务就是从对人口现象的数量研究中看到基本法则。

格兰特的好友和合作者W.配第也被认为是人口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张将算术用于人口、经济、政治的研究中。在《政治算术》一书中他提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

继格兰特之后，比利时学者L.A.凯特莱把概率论引入人口研究之中，他肯定了大数定律在人口现象的数量规律性中的作用，并根据人口出生、死亡、结婚、性比例、体重等人口统计资料和犯罪统计资料，进行了人口学研究。18世纪末，现代人口普查首先在美国开始，之后普及到欧日各国，人口学的实际研究愈来愈为政府和学术部门所重视。凯特莱也试图用数学方法观察和研究人口规律和人口问题，他宣称抑制人口增长的阻力与人口增长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维赫尔斯特应凯特莱的要求对此进行数学检验，发现“数理逻辑”的对称曲线（即逻辑斯蒂曲线）可以说明凯特莱这一思想。这一假设当时并未受人注意。一直到1920年美国生物学家、人口学家R.珀尔和L.J.里德重新发现这条曲线，才为人口学者所重视。有些人接受这一理论，认为人口是按逻辑斯蒂曲线形式发展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此持疑义。18世纪尤勒曾设想，如果一个人口总体，分年龄组死亡率不变，增长率不变，就会有一个稳定的人口年龄分布。19世纪后期列克西斯确立以净再生产率为计算世代更替的尺度。在此基础上，20世纪A.J.洛特卡确定了以数理定律为基础的稳定人口的数学模式，发展了研究人口再生产各变量之间纯数量关系的数学方法。

就人口理论的历史渊源来讲，人口思想古代早已有之，中国先秦时期的管子、孔子、商鞅、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都涉及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甚至提出人口和土地之间应有一个理想的比例的思想。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国家的防务、安全和行政管理角度研究人口“适度”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兴起，在古典经济学派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著作中都探讨过人口问题，但作为一门人口理论，应该从T.R.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算起。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两者形成巨大的差额。只有通过晚婚、不婚等道德抑制和罪恶、贫困、战争等积极抑制，才可能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相平衡。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作为反对W.葛德文和A.de孔多塞的理论而问世的。之后引起了巨大争论，有赞成者，有反对者。反对者不仅来自马克思主义，也来自其他各种学派。古典经济学家A.斯密、D.李嘉图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都有有关人口理论的论述。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A.马歇尔提出，人口增长是促使报酬递增的因素之一，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人口增长是有利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以E.坎南为代表的适度人口论，认为平均生产率最高时为适度人口点，在此之前为人口不足，在此之后为人口过剩。J.M.凯恩斯从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出发，根据英国的资料认为人口增长不足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强调人口应该保持适度增长。经济学派的人口理论被认为是人口理论的故乡，人口理论产生之源。

K.马克思、F.恩格斯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科学体系过程中，深刻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反科学的人口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础。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存在，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写过一本有关人口问题的专门著作。但事实是，连欧美日和联合国有关学者著的人口理论史中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重要学派予以介绍和论述。

人口理论中的社会学派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研究人口和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其代表人物有É.迪尔凯姆和A.迪蒙。迪尔凯姆将人口研究作为社会形态学的一部分。他认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是人口数量增长、人口分布变化及密度增加的结果。迪蒙提出“社会毛细管原理”，认为人们只有少生孩子，才能在社会等级上晋升，正如由于毛细管的作用，水在细管中才能上升一样。

在人口理论发展过程中，生物学派人口理论也占有重要地位。有人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看作是生物学的理论，因为他以人口食欲和性欲的纯生物学性质为前提，离开了决定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的社会经济制度。作为生物学派人口理论的典型代表应该说是H.斯宾塞，他把生物进化论引入人口增长原理中，认为人既有保持个体生存的能力，也有繁殖新个体的能力，两者成反比。个体保持力程度愈强，繁殖力则愈低。他认为这是上层阶级比下层阶级生育率低的原因。生物学派另一著名原理即所谓周期原理，认为人口像个人生命历程一样，有发展、成熟和衰退阶段，人口生殖率像一条抛物线，由高到低，低到一定水平之后，新的移民或新的血缘进入原有群体，这时新的人口周期又将开始。有的生物学派用饮食变化来解释生育力的变化，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相反的依存关系。

中国人口学研究

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人口思想极丰富，到了清代，洪亮吉的人口思想早于马尔萨斯而提出。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各自的观点阐明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中国是最早有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就有了正式的有关全国和分地区的人口数字记载。但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还没有进行过科学的、全面的人口普查。在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从西方人口思想传入后才逐步开始形成的，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一批向西方学习的社会学家开始传播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搜集资料研究中国人口问题，陈长蘅、孙本文、陈达等人相继出版了一批人口学著作。当时一些学者也进行了一些人口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如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和美国迈阿密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一项实验》。这些早期的人口学研究，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当时确实存在的人口问题，并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口数以4亿为宜。甚至有人提出节育救国之道。但他们当中有些人提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口生育太多，人口过多，甚至说婴儿的哭声比帝国主义军舰的炮声更可怕，这是不科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全面发展科学的人口学创立了良好的政治前提。1953年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座谈会，提出要节制生育。1956年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也明确提倡要适当节制生育。毛泽东在1957年也明确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马寅初于1954年就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在1958年发表了《新人口论》专著，分析了50年代初期和中期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2％，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粮食供给、积累资金、轻工业原料供给和发展科技发生矛盾，提出要搞节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陈达、费孝通、吴景超……等人也都发表论文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1958年开展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使人口问题研究变成禁区，并使人口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中断。

60年代鉴于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在城市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从197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并明确确定“有计划地增长的人口政策”。它的主要内容包括调节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调节人口出生率要求区别两类地区，即在人口稠密地区实行晚婚和节制生育，当时提出“晚、稀、少”的要求。在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不实行节育政策。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后，陆续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各项人口活动。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动因，迫切要求在中国开展人口理论和对实际人口问题的研究。70年代初中期，人口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人口统计和计划、预测也都在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得到重建和重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打开了人口理论的禁区，并有了重大的突破，在肯定人口增长对社会生产力起加速或延缓作用的原理的基础上，再次提出和论证了为解决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和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尖锐矛盾，除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外，还必须实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和政策。中国人口学者从中国实际出发，重新探讨和研究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相互关系的原理，在理论上为实际工作既要抓经济发展，也要对人口控制指出方向，并为研究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开拓了道路。中国学者用科学的观点分析西方人口转变论，论证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规律，以及在中国实现人口转变的特征。

8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调查，取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富的人口资料，这些资料的质量在世界人口普查史上是罕见的，从而也为人口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中国学者在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的方法，以及整理资料电子计算机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自己的经验，并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有不少著作开始介绍西方现代人口分析技术，并在研究分析资料过程中，汲取西方人口学分析方法的长处，同时避免为分析而分析的弊病。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中国的条件逐步探索、创立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如根据晚、稀、少政策要求确定标准生育率法（实际上是由终身生育率转换为时期生育率）来推测可能出现的人口趋势，并在对现实人口状况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政策要求而必须创造的前提条件。

80年代后半期以来，人口学研究范围扩展迅速，涉及人口发展战略、人口老龄化、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和结构、人口迁移、小城镇人口和人口城市化、人口素质、少数民族人口等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对生育率、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也比过去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

人口学的最新发展与展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人口学发展很快。在人口理论、人口学方法论、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这种情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出现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一是人口急剧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就要求对人口增长的原因和后果及其对世界发展的影响作更多更深的研究。二是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关心和研究“发展”问题，为此既需要有理论也需要有完善的方法，以研究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所说的发展，包括社会、经济、教育、卫生、生态环境等诸方面前进和变化的总和。三是由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缺乏直接的人口调查资料，根据间接数据推算生育率、死亡率参数的间接估计法应运而生并得到发展。

围绕人口增长速度加速及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问题，在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西方不少学者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加快称之为“人口爆炸”，宣称这是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是发展的最大障碍，并惊呼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又重新出现。他们认为，如不对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速度加以遏制，人类将面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加重、生态失去平衡、生活质量下降的可悲的境地。有人甚至持有世界末日的悲观论点。美国学者B.埃尔利希的《人口爆炸》一书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70年代罗马俱乐部所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也具有代表性。该报告把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均视为按指数增长，运用系统动力学的原理和模型，对人口与上述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数学模拟，指出人口增长可能产生的恶果，作出人口、经济、污染……均应零增长的结论。对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报告尖锐地指出人口急剧增长可能带来的严重恶果，提醒人们必须予以高度警惕，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们没有充分估计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调节人口增长的重要作用，持有过分悲观的看法是不科学的。

与此对立的是持乐观态度的学派。他们认为，绝不可忽视科技进步的力量，科技进步导致生产力发展，不可再生资源利用率大可提高，随着新技术的发现，新资源也会不断被发现，地球容纳人口的能力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解决人口增长与资源、粮食……之间的矛盾。而且，人口增长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会下降。把人口急剧增长看作会导致毁灭地球的悲观论是不科学的。在人口问题上的悲观论和乐观论至今仍在进行争论。

有不少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认为，人口增长不会阻碍经济发展，不会导致人均生产率的下降。他们指出，在发达国家人口应有适度增长，有适度增长的人口，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才占有适度的比重，这部分青年人口是创造投资市场需求和消费市场需求的动力。在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固然是解决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办法，但关键是要解决发展问题，只要社会经济发展了，人们发展智力的要求、改善个人和社会生活质量的愿望强烈了，必然会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缓和和改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促进社会的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人口理论方面，适度人口论和人口转变论有了新的发展，前者主要反映在A.索维所著的《人口通论》中，后者反映在F.W.诺特斯坦及其学生科尔等人的论文中。许多学者还用人口转变论的基本思想来探索和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由高到低，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的转变前景。此外，对经济周期和生育周期变动的关系，儿童价值和计量，人口投资及其计量模式等等，也都有不少很有价值的研究。

人口增长加速，对粮食、资源、污染、生态系统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引起了学者和政治家的关心。与此相适应，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也大量问世。除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外，影响较大的还有:联合国1973年出版的《人口趋势的决定因素及后果》；美国人口增长和美国未来委员会编写的报告，其中包括《人口学和人口增长的社会方面》、《人口学和人口增长的经济方面》、《人口资源和环境》等6部;世界银行1984年的《世界发展报告》；等等。这些著作对世界范围或本国范围内的人口与经济、资源、生态的相互关系作了系统的研究，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各自的见解。

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人口分析技术有了飞跃的发展，如寇尔生育指数，邦戈尔综合生育模型，特别是利用间接资料推算人口生育、死亡等一系列参数的间接估计方法的发展，更加引人注目。这一方法首先在60年代为英国人口学家W.布拉斯所提出，之后又为其他人口学家所发展。各种间接估计法现已达几十种之多，已成为人口学方法中一门新学科。间接估计法所以得到迅速发展的土壤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多过速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因而确定正确的人口政策，实行家庭计划成为不少国家的实践问题。发展中国家为制定人口政策及研究人口状况，需要掌握人口出生、死亡、年龄构成等人口再生产变化的较准确的资料。但有些发展中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缺乏或难以取得这方面的直接资料，不得不以各种调查所得的间接资料为基础进行推导，从中得出有关数据。

人口学将随着公众和政府对人口问题日益关注而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当前不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一系列的人口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急剧增长妨碍了这些国家更快地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的人口政策，从而要求深入研究人口增长及其与社会经济具体条件的关系，科学地制定家庭计划的政策和具体措施；还要研究随着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得到控制，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以及可能产生的相应的社会经济问题；研究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而发生的人口迁移及城市化特征等等。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有新老劳动力更替，老年人的社会抚养和医疗保健，年轻一代人中出现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对今后人口增长趋势的影响等等问题。发达国家也非常关注非法移民与外籍工人对本国社会、经济可能产生的各方面影响问题。欧洲已有一些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左右（在人口学界通常将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之间摆动，视为人口零增长），有几个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长此下去，不仅面临人口更加老龄化问题，也面临劳动力短缺，特别是人口绝对数下降从而关系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可见，人口变化对社会、经济、生存环境的影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而必须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书目

The Determinɑnts　ɑnd

Consequencs of　Populɑtion Tre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