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tongjing
[外文]：Bronze Mirror
青铜制成用以照容的生活用具。在世界范围内，铜镜的出现以西亚和中国为最早。据考古发掘所知，伊拉克的基什遗址出土的铜镜为公元前2900～前2700年，伊朗的苏萨遗址出土的铜镜为前2300～前2000年，巴基斯坦的印达斯遗址出土的铜镜为前2000年左右。中国甘肃省和青海省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镜，约为前2000年。在中国，从青铜时代初期出现铜镜，历经商周、秦汉，以迄明清，长期流行，直到近代大量使用玻璃镜以后，才被取代。据分析，从战国到隋唐，一般铜镜平均含铜约70％，锡约24％，铅约5％。与其他青铜器相比，锡的含量较高，这有利于使镜面光亮，宜于映照。
世界古代铜镜，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系统：西亚、埃及、希腊、罗马的铜镜，往往为圆形，附有较长的柄；中国的铜镜多为圆形，镜背中央设钮，以穿绦带，没有柄，到了唐宋，才出现有柄的铜镜。中国古代铜镜还广泛流传到周围地区。在西亚、中亚、西伯利亚、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越南等地，都有中国铜镜的发现。特别是日本，自弥生时代以降，大量从中国输入铜镜，视为宝物或神器，并在本地仿制。
在考古学上，铜镜的研究有相当广泛和重要的意义。各个时代的铜镜都有明显的特征，有的还有纪年铭，因此在年代学上有特殊的作用。对铜镜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等的研究，可以了解各时代的铸造技术、工艺美术、工官制度、商业关系、思想意识，以及对国外的交往等。因此，“镜鉴学”在考古学上成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早在北宋，《宣和博古图》中就著录了许多传世的古镜。到了清代，《西清古鉴》、《宁寿鉴古》、《金索》等金石学书籍又有著录。20世纪以来，专为著录古镜的图录和书籍不断增多，其中以《岩窟藏镜》收集最广，品类最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类铜镜大量发现，出土地点明确，在墓葬中的位置及与其他遗物的共存关系清楚，年代可靠。这使得中国古代铜镜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齐家文化和商代、西周的铜镜齐家文化的铜镜，已发现2枚。一枚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出土，直径约6厘米，镜背平素无纹饰，钮细小。另一枚在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出土，直径9厘米，镜背铸出七角星形，外围饰栉齿状斜线纹，钮小而呈圆形。商代铜镜在河南省安阳西北岗和小屯出土有5枚，大的直径12厘米左右，小的直径7厘米左右。其共同特点是钮较大，呈桥形。花纹各有不同，但主要的纹样都是由若干平行线组成的斜格纹或栉齿状纹。西周铜镜至今共发现2枚，分别出土于陕西省的宝鸡市和凤翔县新庄河，均为素镜，直径分别为6.5和7.2厘米，钮甚细小。从齐家文化经商代到西周，中国铜镜始终处在原始状态，形体小，制作粗陋，缺乏规格，铸造量也少，但其存在是可以确认的。
春秋战国时代的铜镜进入东周，铜镜的铸造量有所增加。在河南三门峡市和浚县、山东临淄、山西长治、辽宁宁城、湖南长沙和湘乡等地，都有春秋时代铜镜的发现。但主要仍是小型的素镜，制作粗简。个别镜虽有花纹，但纹样稚拙。镜钮较大，呈桥形，与商代的有相似处。当时的铜镜仍然没有脱离原始状态。
春秋战国之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铜镜铸造业迅速发达起来，质量也有显著提高。镜的形制和花纹已经规格化。镜钮多为细小的桥形，已有钮座。镜缘也有明确的形制。镜背花纹精致，其特点是完全采用虺龙纹、饕餮纹、兽纹、羽状纹、涡形纹等青铜容器上的纹饰。战国中期以后，镜的形体增大，一般直径为十余厘米。由于铸造量大增，多采取铸造“同范镜”的办法，开后世“同范镜”铸造的先例。镜钮普遍为三弦纹的桥形小钮，钮座主要有圆形和方形两种。除平缘的以外，镜的缘部多为断面呈弧曲内凹的。镜背的花纹可分“地文”和“主纹”。前者如羽状纹、涡云纹、雷纹等，仍然是采用青铜容器上的花纹；后者如山字纹、花菱纹、禽兽纹、蟠螭纹等，则是适应铜镜的特点而设计的。战国时代的铜镜，绝大多数为圆形，少数是方形。有的镜由镜面和镜背分铸配合而成，镜背铸出透雕式的兽纹和蟠螭纹。个别的镜则用金银错出各种生动、复杂的花纹，十分精致（见东周铜器）。各地所铸铜镜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从考古调查发掘看，战国中晚期，与北方的六国相比，楚国的铜镜铸造业显得特别发达。
汉代的铜镜西汉前期的铜镜，花纹虽略有变化，但总的说，仍属“战国式镜”的范畴，不同的是，有些铜镜开始有了铭文。当时最流行的是“蟠螭纹镜”。有些蟠螭纹镜，在花纹中出现了所谓“规矩形”纹样。
西汉中叶的汉武帝时期，铜镜的形制和花纹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镜缘一般都为平缘，断面不再呈弧形内凹；
（2）三弦纹的桥形小钮消失，在一度流行伏兽钮、蛙钮和连峰状钮之后，普遍流行半球状钮；
（3）战国式镜上常见的“地纹”消失；
（4）花纹严格对称于镜的圆面的中心，有的可均称地划分为4区；
（5）铭文增多，有的镜实际上是以文字作为主要的装饰。这些变化，使西汉中期出现了真正的“汉式镜”。从西汉中期到后期，主要的铜镜种类先后有“草叶纹镜”、“星云纹镜”、“四螭镜”、“重圈纹镜”、“日光镜”、“昭明镜”等，后两者是因铭文而定名的。铭文如“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等，多为三字句、四字句或六字句。当时，随着汉武帝以来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更趋统一，这使得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化，几乎不存在地方性的差异。
王莽时期，一种新的“方格规矩镜”大量流行。其花纹除镜钮外围的方格形和四周的所谓“规矩纹”外，有时还有青龙、白虎等“四神”的图像和子、丑、寅、卯等“十二时”的文字。这是阴阳五行思想在铜镜上的反映。从这时起，有的铜镜铭文中有了纪年。
东汉前期最常见的铜镜是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后者起源于西汉后期的日光镜和昭明镜，经过演变，延续到东汉中期和后期。东汉中后期又开始流行“兽首镜”、“夔凤镜”、“盘龙镜”、“双头龙凤纹镜”，都以图案化的动物为图纹。在长江流域，从东汉中期开始，还出现神兽镜和画像镜。神兽镜以东王父、西王母等神像和龙、虎等兽形为主纹；画像镜除神像和兽形以外，还有车马、歌舞、历史人物、传说故事等图像。两者的图纹都很丰富而复杂，其纹样是浮雕式的，有一定的立体感。神兽镜和画像镜的出现，使南方铜镜与北方铜镜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差别。在镜的形制方面，东汉中后期，半球状的镜钮有加大的趋向，有的呈扁平的圆形。镜缘除平缘以外，还出现了断面呈三角形的所谓“三角缘”和“斜缘”。镜上的花纹，除对称于镜的圆面中心的所谓“心对称”式的以外，开始出现了对称于镜的圆面直径的所谓“轴对称”式的花纹。
东汉铜镜的铭文，有长短两类。长铭如“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多为七字句。短铭如“长宜子孙”、“位至三公”，仅4个字。有纪年铭的铜镜也逐渐增多。铭文中往往言及制镜者，如“尚方作竟”、“王氏作竟”、“青盖作竟”等。“尚方作竟”说明系设在首都的尚方工官制作的镜，但私营的作坊也多滥用“尚方镜”的铭文。从铭文可知，洛阳、丹阳、广汉、会稽、吴郡等地是当时铜镜的铸造中心。
魏晋南北朝的铜镜这个时期的铜镜仍属汉式镜的范畴。由于南北分裂，社会经济状态不平衡，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不仅随着年代推移而变化，而且还有明显的地域上的差异。
三国和西晋时期，黄河流域因汉末的战乱，铜镜铸造业不很发达。曹魏在洛阳恢复尚方工官，制作铜镜的是右尚方。所铸的铜镜，都是东汉以来北方流行的旧样式。新兴的所谓“位至三公镜”，也是由东汉后期的“双头龙凤纹镜”演变而来。长江流域汉末未遭动乱，经济发展较快，铜镜铸造业尤为兴盛。吴郡的吴县、会稽郡的山阴和江夏郡的武昌是吴的最重要的铜镜铸造中心。所铸铜镜不少是与北方相同的，但画像镜和神兽镜始终是南方的产品，尤其是神兽镜，铸造量最大，其种类除东汉以来的“环状乳神兽镜”外，还流行新的“同向式”、“重列式”和“对置式”神兽镜。在吴的铜镜中，还有用佛像作图纹的。和汉代一样，少数精致的铜镜在镜背镀金。吴镜的铭文多有纪年，有时还记明工场的所在地和工匠的姓名，如“会稽师鲍”、“吴郡胡阳张元”等。
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不已，铜镜的铸造几乎完全停顿。南方的东晋保持安定，铜镜铸造业得以维持。所铸铜镜仍以神兽镜等为主，但镜的图纹趋向简化。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仍然沿用东汉以来的旧式镜，而且数量甚少。南方的宋、齐、梁、陈，铜镜的生产也逐渐衰退，神兽镜、夔凤镜等质量粗陋，花纹简化，而各种粗制滥造的小铜镜却不断出现。
隋唐及其以后的铜镜隋唐盛世，铜镜铸造业又兴盛起来。其形制、花纹和铭文等都与汉式镜大不相同，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可称为“隋唐式镜”。隋和唐代前期的镜仍多为圆形。到了唐代中期以后，除圆形的外，多有方形、葵花形、菱花形、荷花形等，偶尔也有钟形、盾形和其他变形镜，开始出现有柄铜镜。这是中国铜镜在形状方面的一次大变化。镜钮以圆形的为多，但也有采用兽形钮、龟形钮和花形钮的。镜上的花纹，隋和初唐时，仍稍有类似汉式镜之处。从盛唐以降，则大量采用瑞兽、凤凰、鸳鸯、花鸟、蜻蜓、蝴蝶、葡萄、团花、宝相花及人物故事等新纹样。其题材和风格，除反映当时新的工艺美术外，有的还吸取了中亚和西亚的因素。有些铜镜的花纹构成一幅图画，不讲求对称于镜的中心和左右对称，却有上下之别。精致的唐镜还使用镀金、贴银、金银平脱、螺钿和宝石镶嵌等工艺。隋唐铜镜的铭文，以四言句为最多，五言句次之，都属骈体诗文式。其内容如“灵山孕宝，神使观炉，形圆晓月，光清夜珠”，“赏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关愿照胆，特是自明心”等，以镜的本身为主题。铭文的字体都是正体楷书，与汉式铜镜多用篆体和各种简化字相比，也判然不同。并且一般不用纪年，亦不记工匠的姓名。
宋代因避讳，称铜镜为“铜鉴”或“照子”。北宋的铜镜，工艺不如唐代，但在形制和纹饰方面仍有唐镜遗风。南宋的铜镜主要为湖州和饶州的“铸鉴局”所造，可称“湖州镜”和“饶州镜”。在形制方面最突出的变化是有柄镜大增。镜上没有花纹，只是铸出长方形的印章，标明铸镜者的名号，如“湖州石家二叔”、“饶州许家”等。
元代和明代的铜镜，铸造都较粗糙。形状多为圆形，花纹有云龙纹、双龙纹和双鱼纹等。许多铜镜铸出纪年铭文，而无花纹。唐宋以降，特别是明代，制造仿古镜的风气很盛，主要是仿造各种汉式镜。明代还多用汉镜实物翻模复制。
- 参考书目
- 梁上椿:《岩窟藏镜》，育华、大业印刷局，北京，1941。樋口隆康:《古鏡》，新潮社，東京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