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buzu
[外文]：народность
在中国，一种意见认为，是族体的类型之一。一般指历史上于部落之后、民族形成之前存在的、具有不甚稳定的共同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等特征的族体。部族的形成开始于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或封建制过渡的时代。最初形成的是奴隶制时代的部族。有些部族则是在封建制及其以后的时代形成的。在部族形成过程中，人们的血缘联系逐渐为地域联系所取代。自然经济是这种地域联系的物质基础。人数较多或比较发达的部落的语言成为部族的共同语言，但方言差别较大。一些部落的名称变成了部族的自称。在共同地域、独特语言和特定经济影响下，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结构，产生了自己属于某一部族的共同意识。这样，起源相同、语言相近的各部落，或者由征服而结合的起源各异、语言不一的各部落，随着联系的不断加强而逐渐融合，就形成为部族。国家的形成促进了部族的巩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部族发展成为民族。
部族一词，在汉语中由来已久。最初，是指一个族体而言，史籍上曾用来指契丹、氐、羌等族，也用来指一个族体内部的各个部分，如契丹内部的各部落及其支系；到近代也用来指称结合成为民族的各个族体，它们是在民族形成之前早已存在的。从最后一种意义来看，它同现在的用法已有相近之处。
现在所用的“部族”一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过程中逐步明确的。在欧美学术界及二、三十年代的苏联，一般认为部落（tribe、плеΜя）和民族（nation、нация）是族体的两个基本类型。中国有些翻译工作者根据具体情况常常将处于原始社会形态之后，社会主义形态之前各发展阶段的 tribe及与之相应的外文词译作部族。1948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И.Β.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译本(唯真译)中首先将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译为部族，在这之前，俄文这个词一般译作“民族”或“人民”。这种情况是与族体分类理论的发展相适应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这个词并没有专指某一族体类型。因此，当时依据不同情况译作“人民”、“民族”、“族”或“部族”，都是符合实际的。20世纪40年代初，苏联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各种族体类型的历史关系，探索族体类型与社会经济形态的联系。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依据社会经济形态划分族体类型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形成。他们认为，氏族（род）、部落（плеΜя）、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民族 （нация）是族体的基本类型。部族主要是奴隶制和封建制阶段基于地域联系的人们共同体。后来，作为某种分支类型，部族又分为奴隶制部族、封建制部族、资本主义部族和社会主义部族。1950年，斯大林在肯定这种族体类型划分的同时，强调了部族和民族的区别，并且指出：“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 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 部族就发展成为民族，而部族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民族的语言”（《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1950年，李立三翻译这本著作时，为了与民族一词相区别，将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译为部族。 由于这个词在俄文著作中第一次具有了确定的含义，因而，汉语“部族”一词也随之具有后来所使用的特定含义。1979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又将斯大林这一著作中的народность和нация译为民族，注明该文把 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用来专指产生于部落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把нация一词用来专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及在此以后的人们共同体。（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06页注，人民出版社）但中国学术界对这种译法仍有不同意见。
在中国，对部族一词的另一种看法是：世界上只有氏族、部落和民族三种族体类型。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成的，所以不存在部族这个类型，所谓“部族”就是民族或古代民族。认为斯大林在上述著作中所讲的нация，是指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而народность是指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将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译为部族，是违背斯大林原意的。 因此主张将нация和народность两个词一般均译为民族，而在斯大林的上述著作中，则分别译为“（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和“(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见民族、资本主义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