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Wang Ruoxu
金代文学家。字从之，号慵夫，入元自称滹南遗老。真定槀城（今河北藁城）人。早年尽力于学，以其舅周昂和古文家刘中为师。章宗承安二年(1197)擢经义进士，官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县令，皆有善政。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又奉使西夏，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间在史院主持史事，修《宣宗实录》；书成，迁平凉府判官；不久召为左司谏，后转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金亡北归，隐居乡里以终。他颇有政治才能，然而由于多年居于闲散的位置上，没有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为人滑稽多智，而能雅重自持，谋事详审。
王若虚是金代的重要学者，精于经、史、文学，独步一时。元初文学家李冶在《〈滹南遗老集〉序》中指出：“今百余年，鸿生硕儒，前后踵相接。考其撰著，訇磕彪炳，今文古文，无代无之，唯于议论之学，殆为阙如”，惟“滹南先生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远。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其经学、史学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主要反映在所著《滹南遗老集》中。此书共45卷，包括《五经辨惑》2卷，《论语辨惑》5卷，《孟子辨惑》1卷，《史记辨惑》11卷，《诸史辨惑》2卷，《新唐书辨惑》3卷，《君事实辨》2卷，《臣事实辨》3卷，《议论辨惑》1卷，《著述辨惑》1卷，《杂辨》1卷，《谬误杂辨》1卷，《文辨》4卷，《诗话》3卷，杂文及诗5卷。其学术论著部分，辩难驳疑，不落窠臼，对汉、宋儒者解经之附会迂谬以及史书、古文句法修辞之疏误纰漏，多有批评订正。其《文辨》、《诗话》专门论文论诗，虽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却从始到终，观点鲜明，有不少独到见解。
王若虚的文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在金代文坛上，某些作家竞靡夸多、追奇逐险的倾向比较突出。王若虚以理论家的器识和胆略，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论争。在文学和生活关系的看法上，王若虚主张写“真”去“伪”，反映客观现实，以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诗话》上），“文章唯求真是而已”（《文辨》一）。有鉴于此，象罗可的咏雪之作“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他就直以“假雪”斥之（《诗话》中）。对于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和以“经史雅言，晋宋清淡”作为诗文素材的黄庭坚，他也进行了批评，指出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作诗方法不过是“剽窃之黠者”(《诗话》下)。其实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就是用古语来达意表情，不完全同于剽窃。这在苏轼诗里已是铺排古典成语。但王若虚只对苏轼的“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叙》）以及“有为而作”（《凫绎先生文集叙》）等主张，推崇备至。对主张“情发于中，文形于外”的白居易的诗作，则认为“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诗话》上），“妙理宜入人肺肝”（《论诗》）。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王若虚同意周昂的主张：“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诗话》上），“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文辨》四），把思想内容放在突出的地位；强调“辞达理顺”（《诗话》下）、“浑然天成”(《诗话》中)，对于“不求是而求奇”(《诗话》中)、“不求当而求新”(《诗话》下)的倾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指出“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文辨》四）。但是，形式主义的影响在王若虚身上也偶尔有所流露，比如他对司马迁的评价就失之偏颇。他曾说过:“司马迁之法最疏，开卷令人不乐”（《文辨》一）；又说：“迁虽气质近古，以绳准律之，殆百孔千疮”。（同前）从而暴露了他的理论的不彻底性。
王若虚的诗文创作亦颇为可观。周昂在评论时人之文的时候曾经指出：“正甫之文可敬，从之之文可爱，之纯之文可畏也。”（刘祁《归潜志》卷十）其文不事雕琢，唯求理当；其诗以白居易为法，崇尚自然，能曲尽情致。其创作实践和理论能保持一致。
所著《滹南遗老集》45卷，续1卷，有《四部丛刊》影旧钞本、《丛书集成》本。《滹南诗话》3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霍松林等校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