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Guo Xiang
中国西晋时期玄学家。字子玄，河南人。
生平和著作据《晋书·郭象传》记载，他“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世说新语·文学篇》说他“才甚丰赡”，曾与善辩名士裴遐辩论。在社会上很有声望，“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当时一些清谈名士都很推崇他，如太尉王衍常说：“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郭象早年不受州郡召，闲居在家，“以文论自娱”。后应召任司徒椽，迁黄门侍郎。又为东海王司马越所招揽，任命为太傅主簿，深得赏识和重用，“任职当权，熏灼内外”，遭到了一些清谈名士的鄙视和非议。
郭象的著作，流传至今最为重要的是《庄子注》。《隋书·经籍志》载存郭象著《论语体略》 2卷；又著录郭象撰《论语隐》1卷，亡。在梁代皇侃《论语义疏》中引有郭象注九则，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本。观其文意，与《庄子注》互相发明，对研究郭象思想很有价值。《道藏》中题为齐顾欢撰《道德真经疏》、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等书中，均列郭象注《老子》，并引有郭象注文若干条，但全文已不存。《隋书·经籍志》尚载有晋太傅主簿《郭象集》 2卷，并注：梁有5卷，录1卷，亡。《旧唐书·艺文志》仍著录《郭象集》5卷，今均已佚失。《晋书》本传记郭象著《碑论》12篇，《文选》刘孝标《辨命论》一文中提到郭象撰有关于论“命”的著作，唐李善注说：“郭子玄作《致命由己论》，言吉凶由己。”这些可能都是《郭象集》中的内容。
哲学思想郭象哲学思想是魏晋玄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魏晋玄学理论的表现形式，从何晏、王弼至郭象，发生了不少变化，但贯串其中的有一个共同的、而又非常现实的问题，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玄学理论形式的变化，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名教”是指封建的等级名分和道德规范，“自然”是指所谓人的本初状态或自然本性，同时也指天地万物的自然状态。何晏、王弼等 “以无为本” 的“贵无论”，开始提出自然为本、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期望以自然统率名教，使名教复归于自然。到了阮籍、嵇康那里，由于政治斗争的复杂原因，他们突出地强调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名教的规范。到了西晋中后期，一些清谈名士、“贵游子弟” 却借“任自然” 来为他们骄奢淫逸、放荡无耻的生活作掩护，且美其名曰“通达”、“体道”。这种情况严重地腐蚀了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危及封建名教规范，以至直接影响到门阀士族的政治统治。当时一些有见识的玄学家，如乐广，对这种情况提出批评说：“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裴则著《崇有论》，揭露放任自然、崇尚虚无给社会政治、经济和风俗带来的严重危害，并从理论上用以有为本批判以无为本，提倡有为，否定无为，推崇名教，排斥自然。郭象在此之后进一步从理论上重新把名教与自然调和统一了起来。
调和名教与自然郭象不赞成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的理论，认为名教完全合于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本性的自然发挥也一定符合名教。他认为，仁义等道德规范就在人的本性之中，说：“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他分析说，表面看来借助于外力的名教规范，其实存在于自身的自然本体之中。“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郭象还认为，物各有性，而“性各有分”。一切贵贱高下等级，都是“天理自然”，“天性所受”，人们如果“各安其天性”，则名教的秩序就自然安定了。因此，名教与自然两者是不矛盾的。他不赞成把“有为”和“无为”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们把“无为”理解为“拱默乎山林之中”，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所谓“无为”者乃“各用其性，而天机玄发”；“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也”。即只要是顺着本性，在本性范围之内的一切活动，就是“无为”。所以他说：“圣人”“虽终日见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从而在“各安其天性”前提下把“有为”和“无为”统一了起来，即所谓“各当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各司其任，则上下咸得，而无为之理至矣”。
独化论思想王弼以自然为本，建立起一套“以无为本”的“贵无论”体系。裴以名教为本，提出了一套“济有者皆有”的“崇有论”体系。郭象则主张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构成了一套即本即末，本末一体的“独化论”体系。郭象“独化论”的中心理论是，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独自生成变化的。万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源或共同的根据，万物之间也没有任何的资助或转化关系。所以他说：“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他反对王弼等把“无”说成是统摄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共同本体的理论，声称“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不能生物”。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自生”、“自得”、“自尔” 等等。独化论充分肯定 “物皆自然”，反对造物主，否定“有生于无”等观念，具有合理的因素。但独化论同时认为，不仅“无”不能生“有”，而且“有”也不能生“有”，而是“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这样，郭象一方面把“物各自生”引向“突然而自得”，“冪然自尔”，“无故而自尔”，“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神秘主义；另一方面他又把各个“自生”“独化”的“有”，夸大为永恒的绝对，即所谓“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
郭象的“独化论” 片面强调事物的 “自得”，根本否定事物之间的相互资助、转化关系，认为一切物都“自足其性”，物的“独化”都由其“性”、“命”所定，而物的“性”、“命”又是自己不能改变的，即所谓“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命非己制，故无所用其心也”。同时，对于万物既“独见”又“共聚”，“不可一日而相无”的现象，郭象也不得不用“必至之势”加以解释，使其“独化论”最终陷入了命定论。
郭象从“独化论” 出发，强调一切事物都 “独化而足”。认为形象上千差万别的事物，只要“各足于其性”，就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了，这进一步发展了庄子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郭象把各个物的“独化”归于“无故”，对“独化”的原因完全是茫然的。他在认识论上，完全持消极态度，认为“以有限之性，寻无极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坚持“不识不知而冥于自然”的神秘主义。
郭象的“独化论”在理论上有许多失足之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逻辑论证是相当精致的。他基本上满足了当时门阀地主阶级调和与统一名教与自然矛盾的理论要求。
评价关于郭象哲学思想的特征和基本倾向，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郭象哲学思想的特征是“崇有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独化论”。有的学者认为郭象哲学的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的，有的认为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再深入分析，又分别得出了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不同结论。这些分歧意见表明郭象哲学思想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