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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之父 王大珩的科学人生观

“精神,很重要,必须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摆正。”身为著名科学家的王大珩说,自己在年轻时并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胸有大志,并没立志要当什么大科学家。从小父亲比较重视教王大珩的数学,他的中学数学都是跟父亲在家学的,而不是在学校里念的。后来考大学时,父亲说:“你还是去学工吧,将来好有饭吃,如果学理的话,将来弄得不好连饭都吃不上了。”而王大珩自己有学物理的兴趣,心想将来就算是做个穷教员也行——这样他就进了清华物理系。所以他坦言自己的读书动机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志气,而是显得多少有点随波逐流。

但是,后来王大珩认识到自己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所创新,只有创新才能真正学到东西,科学技术就是创新。“创新是科学家的天职,还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另外,科学家还应献身、求实、协作。协作精神也是从事科学研究人员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素质。现代科学很少是个人能推动的,没有奉献精神、受委屈精神,就无法与人协作。这些精神也是作为科学上的道德。”

王大珩对自己的价值从未考虑过,“我做事情并不是要得个什么奖,要在科学上有什么地位,这不是我的志气,而最关键的,是我要在科学上起什么作用,做什么贡献”。一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是王大珩民族意识的具体体现。他认为,对一个科学家来说,献身是必须的,不然就学别的学科;求实是科学的精神,不求实就不能称其为科学家。

前几年,有个公司提出请王大珩、何泽慧和彭桓武三位去做顾问,说是除了每月要付给他们每人一笔顾问费外,每年还可以享受一次旅游。王大珩想,当顾问虽说不必负太多的责任,但也不能稀里糊涂就答应。他就跑去认真了解这个公司的具体情况。经过了解,王大珩发现这个公司的业务与他们三人的专业根本就不对口。王大珩说,这怎么行?人家说没关系。人家的意思很明确,并不指望这三个人做什么事情,要的只是他们头顶上这个著名科学家的名。王大珩一听是这样,当时就毫不迟疑地把这个顾问给辞掉了。王大珩不仅自己推却了这个顾问,还去找何泽慧和彭桓武,告诉他们说,你们都不要去了,那个公司的业务与我们不对口。

王大珩有个学生叫赵文兴,1982年;赵文兴要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王大珩看。文章写得很好,但王大珩一眼就发现他把自己的名字署到前面了。这篇文章的整个观点倒是王大珩的,是王大珩在英国时就想到的问题,但王大珩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没有得到证实,就把这个题目交给了赵文兴。是赵文兴成功地做出了这个实验,又是他据此写出了这篇论文,因此,这篇论文的署名理应是他在前王大珩在后,王大珩毫不犹豫地把名字的顺序改过来了。

王术珩想,署名的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很大。做导师的在署名问题上应该十分严肃,不能仗着自己是导师,就不管做设做工作也要署名,不管做没做主要工作也要把名字署在前面:这种署名是丢人格的…做导师的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向学生证实这个道理: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王大珩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个大款邻居,一出门就有自己的小汽车。父亲就说,你不要羡慕那些人,那些都是拿了不应当拿的钱的,我们要靠实际本事来吃饭。由于父亲是个老一辈的科学家,满足于过一种清苦的生活。王大珩说,许多大学教授现在也很清贫,如果他们要想得到物质上的享受也是能得到的,但不能为了这个目的去做事情,在物质方面,知识分子是很容易满足的。

“名”是社会承认一个人献身精神的表现。虽然没有拿到物质上的报酬,社会上用“名”来扶持、补偿,这是对价值的肯定。这种制度用好了也很好,它是促进社会进步,鼓励人们做贡献的很好的手段。“名”并非自己有心去创造,最重要的是得到社会上的承认,自己去追求就没有意义了。前些年,王大珩和何泽慧等院士到漠河参加观测日全食的活动。一些参加活动的孩子们请他们在邮封上签名。王大珩随口问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你为什么要我给你签名呢?”女孩子的回答让他听了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签名以后就值钱了!”孩子的思想中竟装着这么多赚钱的概念,王大珩当即意识到我们的教育有些问题。娃娃的意识形态根植的时期,接受能力最强,有些东西形成以后长大要扳过来是很难的。

王大珩说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的“德”是被时代逼出来的,因为感受到国家存亡的巨大压力。如今不是那样的环境了,生活好了,吃苦少了,开放的社会环境容易让人往物质利益上使劲,陷到个人主义的凹臼里去,道德教育应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医学上讲预防医学,不是生了病才治,而是不让你生病,教育也有同样的意义,因此道德教育要从幼儿园抓起。王大珩强调,人一生下来就会要好的东西吃,这是生存本能。从进化论上讲,社会进步也是从个人生存利益关系向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进化,所以“人人为我”和“我为人人”不能对等,后者必须大于前者,讲奉献。

王大珩年事已高,矍铄依然,生活中不烟不酒不锻炼,他说他的上一届同学钱伟长便是奉行这“三不”奇诀。他的锻炼方法便是用脑思考,他脑子里永远装着国家大计,心里面总是揣着忧患意识,他的精神已经铸就一座丰碑,他的信念也已飘扬成一面不倒的红旗。

我国现阶段“资深院士”的月薪,加上津贴也不过3000多元。王大珩住着勉强称得上部级待遇的住房,过去有部“伏尔加”专车,1999年组织给他换了辆高档些的“桑塔纳2000”,这恐怕是行政机构为没有行政职务的科学家配备的最好的轿车了。王大珩没有过高的物质欲望,这于他已是非常满意的,他说,“有好的开端就该有好的结局,有是从无而来的,多也是由少积累的,中国会慢慢地好起来的。”

王大珩对老伴几十年如一日对他的精心照顾也是有感于心,在他心目中,几十年的夫妻生活都是如协奏曲一样和谐美好,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嘴。王大珩坦言,“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吵嘴的,平常都各忙各的,都愿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家里的事都是顾大夫担当,她任劳又任怨,也不计较什么。而且对我的生活和身体照顾得很多、很好,对家庭她付出了所有。”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王大珩与顾又芬的性格都是温情脉脉的,总如和煦的春风,温绵的泉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