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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峰

明代戏曲作家。生卒年不详,约为嘉靖、万历年间人。著有传奇《焚香记》。袁中道《游居柿录》卷12载:他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曾两次会晤百岁翁王玉峰。此人有可能即《焚香记》作者王玉峰。《焚香记》演王魁和敫桂英的爱情故事。王魁会试不第,耻归乡里,乃游莱阳,与妓女敫桂英两相爱悦,遂订终身。到下一科赴京再试时,桂英耽心王魁得官后抛弃自己,携王魁至海神庙,焚香盟誓。王魁考中状元,授徐州佥判。丞相韩琦欲赘为婿,魁以已娶妻辞却。他赴任之前,作书托人送至莱阳,让桂英来任所。莱阳富豪金垒,早京垂涎桂英,欲纳她为妾,桂英拒不相从。此时他正在京,闻知王魁寄书事,以巧言欺骗使者,将家书套改为休书。桂英见信后,恨王魁薄情,向海神泣诉,自缢而死。其阴魂至冥府鸣冤,控告王魁负心。海神派遣鬼卒,与桂英同去捉拿王魁,令二人当面对质,察明王魁贵不易妻,而是金垒从中作祟。于是王魁和敫桂英夫妇重新团圆。

这个故事早在民间广为流传。宋代有不少记载,如张邦畿《侍儿小名录拾遗》引《摭遗》、李献民《云斋广录》卷6《丽情新说》卷下《王魁歌》,以及罗烨《醉翁谈录》辛集《王魁负心桂英死报》等。然而,它们都以悲剧作结,寄同情于桂英,而谴责王魁的负心。从宋代起就陆续将王魁故事改编为戏曲,宋官本杂剧有《王魁三乡题》;戏文有《王魁》、《王俊民休书记》和《桂英诬王魁》;杂剧有元尚仲贤《海神庙王魁负桂英》、明杨文奎《王魁不负心》。这些剧本虽已散佚,但福建梨园戏的《桂英割》、《剪花容》等还保留着宋元南戏的遗响。从以上的剧目和佚文以及《桂英割》等,可以看出,王魁和桂英的故事是按照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搬上舞台的:一是忠实于民间传说,揭露王魁喜新厌旧和忘恩负义的丑恶本质,歌颂敫桂英至死不屈的复仇精神;二是替王魁翻案,把他改写为辞婚守义的人,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从中捣乱的小人,以团圆收尾。

《焚香记》虽按后一种戏路改编,但保留了不少民间传说的色彩。敫桂英是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妇女,她不甘心堕落风尘,向往自由幸福的生活。当她同王魁结合后,对爱情专一执着,不管是财主金垒的百般利诱,还是鸨母的淫威逼嫁,她都丝毫不动摇,誓不相从。然而,桂英毕竟是一个受侮辱的下层妇女,时刻耽心王魁地位变化之后会将自己遗弃。海神庙焚香盟誓,正是她这种思想的表现。金垒窃改的假休书,给她以沉重打击,她悲愤欲绝,生前死后,两次到海神庙陈情(《阳告》)和鸣冤(《阴告》),对背信弃义的王魁进行了强烈的控诉。这是《焚香记》的“精神命脉”之所在,也是敫桂英性格的闪光之处。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这个戏能抓住传奇创作的特点,避免平铺直叙,注意跌宕曲折,正象袁于令在《焚香记序》中所说的:“悲欢沓见,离合环生。读至卷尽,如长江怒涛,上涌下溜,突兀起伏,不可测识,真文情之极。”作者还通过幻想的形式,使敫桂英和王魁生而复死、死而复生,在海神的帮助下重新结合。《焚香记》产生的时代,正当骈俪雕琢之风充斥剧坛,而它的曲词比较通俗朴实,显然也是受到宋元以来民间戏曲的影响。

明刻本《焚香记》

由于作者强调王魁的辞婚守义,渲染敫桂英的捐生持节,对贪婪凶狠并直接参与迫害敫桂英的鸨母,并未给以严厉鞭挞,而用所谓的母女之情加以调和。这是《焚香记》的主要不足之处。在艺术上,生旦团圆的常套反而冲淡了悲剧的气氛。剧中还增添了西夏称兵、种谔平乱等关目,勉强凑成40出,致使后半部结构松散冗长。不少地方有模仿高明《琵琶记》和邵灿《香囊记》的痕迹。

《焚香记》中的《陈情》(第26出)、《明冤》(第27出)和《折证》(第28出,即《活捉》),不仅一直在昆曲舞台上演出,而且也影响到其他剧种。如川剧《红鸾配》就是根据《焚香记》改编的,并恢复了王魁负心、桂英死报的情节。清末川剧作家赵熙为了突出这个主题,又将《活捉》这场戏,改编为《情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