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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与性成

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又称性习论。“习与性成”,传说是商代伊尹告诫他的年轻君主太甲的一句话。清初的王夫之把它解释为:一种习形成的时候,一种性也就和它一起形成了。所谓习,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一定措施和一定教导条件下的有意的学习;二是指习染,即一个人在生活实践中、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和所获得的智能上的增长。一个人有所习,就是在他的做事能力、知识、技能、性格以及在社会事务中所起的作用等智能方面有所增益或其他的改变。所谓性即人性,也就是人的性能,是指他能做什么事、有什么技能、有哪种专业知识、在社会事务中能起什么作用、性格如何等等。人的性,只从抽象概念方面思辨是不容易说清的,只有从他们具体性能方面的具体表现去分析考察才能取得恰当的了解。

人性可以分为“生性”和“习性”两种。人经过一定的自然生长发展过程形成的性,可以称为生性,即人的自然本性;人出生以后经由学习而来的习成的性,可以称为习性,即人的获得本性。人的生性只有很少的几种,而习性则是大量的,并且因社会的继续向前发展其发展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人的生性和习性的关系颇近似于人的心理发展中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关系。应当提出的是,习与性成是说习与性一起形成,但并不是说人的性的形成要完全靠外因。就习的两层含义中,习染确有较多靠外因的被动成分,学习却一般是主动的、有意的,不全靠外因,就是习染也不一定全靠外因,只是习与性成的说法确实偏重外因。

习与性成是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性的论断,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极为可贵的心理学思想。自伊尹提出后,对后代人的影响十分久远,直至近代。其间,孔子曾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命题;并说“少成若天性,习性成自然”。在秦汉之际,习与性成的理论相当流行,后来渐渐讲的少了。到了明清之际,这个理论又受到了重视。明代王廷相的心理学思想显然是受“习与性成”的思想影响并且主要是从“习与性成”的理论出发的。王夫之则专门对“习与性成”这个论断作了较详细的阐述。他说,“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也就是说,习与性成的意义是指出习的形成是和性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又说“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这里,虽然他把习完全抛开是不对的,但却指出了习与性成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他用日生日成的比喻说明人的性能并不是一生下来就定终身的,而是在从生到老的发展变化中逐渐增益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