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Baishangdihui
19世纪中叶，洪秀全等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汲取基督教教义，融合其社会、政治理想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基督教组织。
产生洪秀全少读儒书，1836年和1837年去广州应试失败，回乡称病40余日后，称得异梦升入天堂，见到上帝天父和耶稣天兄，并领得上帝所赐斩魔宝剑一把。他吟诗道：“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1843年第三次应试落第，在烦乱苦闷中，同中表弟兄李敬芳重读梁发的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认为“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后与同窗冯云山等“潜心细读”，从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料，因而决心抛弃科举仕进之念，对儒学也失去兴趣与敬意。不久，毁弃孔子牌位，停闭学馆，同冯云山等组织拜上帝会。同时仿效梁发，自行编写散发《原道教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布道书，去广西传教。
1847年，洪秀全去广州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教义，并在罗处读到郭士立所译《圣经》。罗因洪的见解与传统基督教颇多不同，拒绝为他施洗。他再去广西与冯云山等会合，在紫荆山设立拜上帝会总机关，制定宗教仪式，并根据旧约所记十诫而制定《十款天条》（当时作为会规，起义后也用作军纪条例）。
教义特点拜上帝会虽从基督教汲取了教义形式和思想资料，但在很多方面与传统基督教大相径庭，并增添了不少从未见之于传统基督教，甚至主旨与之相反的内容。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这一趋向越来越显著。
拜上帝会与传统基督教同样敬奉上帝为天地万物的独一创造者和主宰，并认为他是全人类的天父；信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圣子和救赎世人的主；同时反对敬拜多神和为各种神灵制作偶像。传统基督教认为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而拜上帝会却认为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起义后，洪更声称他在异梦中除见到“天父”、“天兄”外，还见到过“天母”、“天嫂”。晚期又称天兄无子，而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天兄为嗣子。40年代末，当洪、冯暂离广西，拜上帝会出现动荡时，杨秀清、萧朝贵曾分别自称上帝和耶稣附体传旨，借以稳定局面。事后，洪秀全便将传旨内容列为新的教义，并肯定了这种做法；又称杨秀清为“圣神风”（此词原为马礼逊在其所译圣经中用以指圣灵者，但洪秀全则又不承认有圣灵的独立存在）。拜上帝会从未接受传统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因此，传统基督教关于分具三个位格，却又同体而为独一上帝的神学观念，在拜上帝会中已变为六口三代的“上帝家庭”。
洪秀全和拜上帝会从《劝世良言》中，汲取了不少传统基督教关于敬拜“神天上帝”方面的平等观念，但不接受《劝世良言》中关于现世应该顺从“君王及各大臣官员圣贤”，且不可行“反叛大逆”的主张。他们把宗教上的平等观念扩大到政治和经济制度上，把灵性上的平等扩大到现世生活中，提出男女平等，人人平等，各国平等的主张和“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模式。
洪秀全和拜上帝会还汲取《劝世良言》中论天国的双重涵义而用之。但不是将其归作天堂和教会两个方面，而是把天堂分为天上的“大天堂”和地上的“小天堂”。小天堂并不指教会，他们也并无教会的观念和教会组织。拜上帝会在起义之前，只是宣传其主张和组织群众的机构；建立天朝后，则和政权合为一体。他们没有牧师制度，没有特定的礼拜堂，一切教会和礼仪，皆由各级统领主持。后来，洪秀全虽然批准洪仁玕的建议，设立“牧司教导官”主管教务，但仍是政教一体的国家体制中，专职分管宗教事务的官员而已。他们的小天堂，实际上是太平天国本身。首都称天京，首脑在天直接就是天上的“皇上帝”，在地则是承受天命的上帝次子天王。洪秀全为其儿子所拟的“幼主诏旨”，开篇即冠以“奉天爷、天爹暨爹命”。天爷指上帝，天爹指耶稣，爹即指洪秀全；以示上帝家庭在天上人间一脉相承的整个体系共同亲政。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将《启示录》中关于世界末日天国将降人世的说法加以发挥，称太平天国就是从天降临的“新天新地”；天京即新的耶路撒冷。
拜上帝会汲取并改造了《劝世良言》所反映的传统基督教的魔鬼观念。《劝世良言》所称邪魔、蛇魔等，系指不具肉身之“邪灵”、“恶灵”而言。而拜上帝会则用以指称清朝皇帝，呼为“阎罗妖”，称清兵为“妖魔”。《劝世良言》提倡“爱仇敌”，洪仁玕进天京后，也曾向洪秀全进言“勿杀”。洪秀全批示道：“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
经典拜上帝会对现世性和此岸性的重视，远远超过来世性和彼岸性。这同传统基督教有显著的不同。在对圣经的看法上，也表现得甚为明显。洪秀全虽也十分尊重圣经，并称之为“天书”、“遗诏”，但他常按自己的想法进行批解，而后名之谓《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批解》，列为太平天国官书之一。当他认为传统基督教根据圣经而阐发的某些教义与自己见解不同时，不但另引经句加以批驳，有时索性宣称“爷知新约有错记”。洪秀全根据杨秀清自称上帝附体传旨的内容，规定太平军高级官员可纳多妻，但与《提多书》1章6节所定一夫一妻制不合。洪秀全便对这节经文作了批解：“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启示录》6章末段本为描写世界末日时，一切现存世界都将毁灭的情景。洪秀全则将其批解为全是对太平天国现世景象的预言，并认为预言已经应验而成为事实：“朕是太阳、朕妻太阴，变黑如血是隐诏降世为人。天将天兵是天星坠地者，隐诏降世诛妖。天去如捲卷，且各山岛移本处，是隐诏天地除旧换新，太平一统，舆图换新。世上长宪，自匿窝穴山岩，是隐诏今时蛇兽伏诛，残妖绝灭，今验矣。”拜上帝会还认为太平天国天王的诏书，也是圣经的组成部分，与新旧约同等。建都天京后，洪秀全宣称:“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天命诏书》也。”太平天国后期，又在《钦定士阶条例》中，将《新遗诏书》改称《前遗诏书》，又称《前约》；将《真天命诏书》改称《天命真主诏旨书》，又称《真约》。这样，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组成的传统基督教圣经，便被扩充而成为由新约和旧约、前约、真约三部分组成的拜上帝会圣经。
礼仪拜上帝会在礼仪上也颇多独创。洪秀全请罗孝全施洗遭到拒绝后，便同李敬芳参照《劝世良言》中梁发自述受洗的情景，自行施洗。其后，拜上帝会对教徒行洗礼时，又吸收中国祭祖、拜神时的传统礼仪，在神坛上安放明灯两盏，清茶三杯，还写一张“悔罪奏章”，上书各求洗者姓名，行礼时由各人高声朗读，读毕焚化。主礼人问求洗者：“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原恪守天条否？”求洗者悔罪立愿毕即下跪。主礼人从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受洗者头顶，且灌且念：“洗除罪恶，去旧从新”。然后领洗者起立，饮下清茶，并以盆中水自洗胸口，表示洗净内心。《天条书》中还规定：“在江河浸洗更妙。”受过洗礼者即可承领传授各种祈祷文，以供早晚及进膳时应用。
拜上帝会成立初期尚不知有圣餐礼仪。太平天国后期，虽渐有类似仪式，但很简单，多在每月第4个“礼拜日”分饮少许葡萄酒。太平天国所颁行的礼拜日，由于历算错误，实际上是公历的星期六。礼拜程序计有：唱诗、读经、讲道。讲章写成书面，讲完后当场焚化。最后焚香并鸣放鞭炮。此外，还有婚丧或节庆时的祭祀礼仪，其方式类似中国祭祖拜神旧俗。
节日拜上帝会不了解，因而也不守传统基督教的受难节、复活节、圣诞节等节日礼仪。洪秀全在1859年下诏规定:正月十三为“太兄升天节”，二月初二为“报爷节”，二月二十一为“太兄暨朕登极节”，三月初三为“爷降节”（杨秀清自称上帝附体传旨日），七月二十七为“东王升天节”（杨秀清遇害日），九月初九为“哥降节”（萧朝贵自称耶稣附体传旨日）。太平天国后期，虽有庆祝耶稣圣诞的活动，但除举行礼拜和摆设盛筵外，无其他传统基督教所行的风习，且非满朝、全军都庆祝圣诞节。
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拜上帝会虽对传统基督教作了重大改变，但毕竟是从后者脱胎而来;而且是直接得自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籍助手。因此，初期有不少传教士对太平天国抱有幻想，指望太平军将领在对华传教和通商方面，采取宽容政策，并更好地“履行条约义务”。尽管当时英美当局尚不准许传教士公开同太平军接触，但有些英美传教士还是在报刊上和言谈中为太平军及其所信奉的基督教说些好话。太平军也把传教士看作是同信一位上帝和基督的“洋兄弟”。上海老北门浸会礼拜堂的美国传教士晏玛太，甚至还接待秘密去天京途经上海的冯云山子侄二人，并声称可协助他们乘美国军舰潜往（临行前二人又被晏留下，终遭清军捕杀）。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前后，英美对太平天国的政策有了明显的改变。一面继续伪称中立，一面“志愿”组织洋枪队，直接干预。这时，英美当局不再禁止传教士进入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改而通过其宗教渠道，取得情报并施加影响，企图改变太平天国的政策路线。自1860年8月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相继有十余名传教士去苏州、天京访问。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在记述这些传教士的作为和目的时说：“在叛乱的事件上从来不给太平军一丝一毫的臂助，或讲一句鼓励的话，传教士在他们那里无非是要搜集某些情报，教导他们更完备地了解真道，或勉励他们放弃错误的见解，以及不合基督教道理的习俗。”1860年8月访问天京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霍姆士在其报告中，指责拜上帝会是“离经叛道的异端”而“根本不是基督教”。这个报告，后被英国作为公开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根据之一。
对于传教士们的指责，洪秀全等人没有在原则上予以迁就。1861年3月访问天京的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写了一篇《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乃实论》，进呈天王。洪秀全则以自己在“异梦”中升天亲见上帝之事批答。事后，艾约瑟在其《艾约瑟访问天京简记》中说，太平天国人员“看出他们自己与英美基督教徒的观点大相悬殊”。而洪秀全的态度则是：“当英美传教士对他提供意见要求修正他所颁布过的主张时，他总是简单地说，放下先前教会的惯例约束。不论在任何事人对他怎样说明，他总是和颜悦色地，可是坚决地加以反驳。”对于英国当局，太平天国的态度就更明朗了。早在1854年，便发出了《东王杨秀清签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诰谕除坚决驳斥英方的攻击外，还责问自称维护基督教的英方“是真心帮上帝、帮耶稣诛灭妖魔？……还是帮妖魔叛逆上帝、叛逆耶稣？”
但是，对这些分歧，洪秀全等人没有从本质上加以认识，而只是把它看作是同英美（包括传教士和英美当局）在宗教或某些政策方面观点上的差异。甚至在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英使额尔金为开放沿江通商口岸作准备，率兵船溯江西上路过天京时，洪秀全还称其为“西洋番弟”，他的到来是“兄弟团圆”。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洪秀全便致书罗孝全，欢迎他来南京传教。当时罗因得美国公使指示，暂未成行。1860年10月，在美国政策改变的新情况下，罗前往天京，受到隆重礼遇。1862年2月，英法公开出面对太平天国进行武装干涉前夕，他谎称干王洪仁玕当着他的面“残酷杀死”他的一个仆人，突然秘密乘英舰瑞纳号出走，一个月后，报刊上披露了罗给美公使的报告，报告说明他是在知道外国军队对太平天国的武装干涉在即，并得到通知而出走的。可是，李秀成直到得悉外国军队打算协助清军坚守上海时，还致书英、美、法公使，希望他们能同太平天国“推诚相与”以“不负耶稣之教，而伤中夏之和”。然而，太平军虽信守不攻上海的诺言，美、英、法却毫无信义地公开协助清兵大举进攻太平军。事实唤醒了李秀成等人，他们不再称侵略军为弟兄而呼之为“鬼兵”。洪仁玕在就义前也沉痛地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