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戏剧

[拼音]：Agenting xiju

[外文]：Argentine Drama

18世纪初在教堂和修道院里有庆祝节日的西班牙圣礼剧演出。到18世纪中，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建立了永久性的剧场。1789年，演出了J.拉瓦尔登(1754～1810)的3幕悲剧《西罗波》，这是第一部阿根廷出生的作家以阿根廷历史为题材所写的戏剧。

19世纪初，独立革命胜利以后，阿根廷剧场的节目主要为欧洲剧作家的古典戏剧。

阿根廷的民族戏剧19世纪末产生于马戏团。1886年，著名的马戏团演员兼剧作家J.波德斯塔(1858～1935)演出了哑剧《胡安·莫雷拉》，后来发展成为两幕悲剧，其主要人物是传说中的一个劫富济贫的草原加乌乔英雄，于是加乌乔戏剧从马戏团进了剧场，吸引了各个阶层的观众，形成为一股民族戏剧的潮流。

加乌乔戏剧的重要剧作家为马尔蒂尼亚诺·莱吉萨蒙(1858～1935)和奥罗斯曼·莫拉托里亚(1859～1898)。前者的《卡兰德里亚》和后者的《胡安·索尔达奥》都曾轰动一时。

观众对民族戏剧要求的逐步提高，促使剧作家和导演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使戏剧倾向于重复日常生活景象的自然主义，另一种是讲究结构的奇巧和场面的华丽，倾向于情节戏剧。但是乌拉圭出生的剧作家 F.桑切斯(1875～1910)使传统的加乌乔戏获得了现实的和时代的意义。他的戏剧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新旧两代人的冲突以及迅速发展中的大城市里的种种问题。他的《我的博士儿子》和《外国姑娘》在阿根廷连续演出近10年。其追随者有G.de拉费雷雷(1867～1913)和罗培尔托·帕伊罗等人。

1910年以后，阿根廷政府制订了支持戏剧发展的法令，滑稽剧在全国各地风行一时。20年代以后，严肃戏剧由于阿尔曼多·迪斯塞波洛(1887～1971)、佛兰西斯科·德菲利比斯·诺伏亚(1899～1930)、罗培尔托·阿尔特(1900～1942)以及S.埃契尔巴姆(1894～1967)等剧作家的努力，逐渐恢复声势。他们的风格各有不同。迪斯塞波洛的《斯蒂法诺》(1928)和《钟表匠》(1934)以较高的艺术结构和较深的社会内容深化了滑稽剧。德菲利比斯·诺伏亚倾向于夸张和嘲讽，如《我看见了上帝》(1930)，同时也写《傻瓜马里亚》(1927)这样的象征主义作品。埃契尔巴姆的《猫及其丛林》(1936)继续走问题戏剧的道路，反映当前的社会现实，然而加深了人物的心理分析。阿尔特的《铁的节日》(1940)和《荒野进了城》(1942)利用了莱奥尼达斯·巴莱塔创建的“人民剧团”的有利条件，走上实验戏剧的新路。

1931年创建的人民剧团是阿根廷独立戏剧运动的开始。其后，“胡安·布斯托剧团”、“亲切剧团”等相继成立，独立戏剧运动一直延续到50年代。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还有“研究剧团”、“新剧团”、“弗雷·莫却群众独立剧团”以及“独立者剧团”等。一批优秀的导演和演员涌现出来，同时也培养出一批新的民族戏剧的剧作家，为民族戏剧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C.戈罗斯蒂萨(1920～ )以作品《桥》(1949)而成名，他使用新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生活。1958年他导演的《疯狂的面包》则使用新的技巧制造境遇和冲突。卡洛斯·卡利诺(1910～ )的《命运的土地》和《拉·比温达》(1953)都是以农村中新旧势力的冲突为题材。阿古斯丁·库塞尼(1924～ )则采用了古典的题材及象征的手法，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前者如《一磅肉》(1953)，后者如《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撰写讽刺闹剧的则有恩里克·古斯塔维诺(1895～1954)、图利奥·卡雷亚(1912～ )和奥雷利奥·费雷蒂(1907～1963)。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阿蒂利奥·贝蒂(1923～ )的闹剧《善良的贪吃者》(1957)除了强烈的讽刺外还带有一定的抒情性。贝纳尔多·卡纳尔·费伊霍的《胡安的案件》(1954)等剧本采用了阿根廷历史题材。O.德拉贡(1929～ )则把历史题材的范围扩大到希腊，如《美洛斯来的瘟疫》（1956），扩大到南美洲大陆，如《图帕克·阿马鲁》(1957)。他强调历史的现实和教训，后来又写了反映当代生活矛盾的《旧市场的奇迹》(1964)。安德雷斯·利萨拉加(1919～ )的剧本也以历史为题材，他的独立革命三部曲：《三位长久沉默的法官》、《上秘鲁》、《美洲的圣胡安娜》，均于1960年上演，洋溢着争取独立，争取自由的爱国主义热情。1959年，“赤脚剧团”演出了胡安·卡洛斯·季亚诺(1920～ )的3幕悲剧《纳西莎·加拉伊，哭泣的女人》，显示了阿根廷民族戏剧中滑稽剧传统的复苏。另外，恩里克·魏尔尼克、阿尔贝托·罗德里格斯·穆涅斯也力图把现代戏剧的技巧与传统的滑稽戏风格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