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独伊，浙江人，瞿秋白烈士的女儿，1921年出生于上海。
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20多岁就承担起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为此，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曾这样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今天，从发黄的历史像册上，人们已难以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我们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依稀找回了一个真实亲切的瞿秋白……
“好爸爸”给我的温馨记忆谈起瞿秋白的牺牲，瞿独伊的评价是“无比壮烈”。在长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代豪杰，瞿秋白确实是“无比壮烈”地走完了他36岁生命的最后时刻。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于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他生活了整整18年。瞿秋白幼时只靠叔祖和伯父的官俸过了几年“少爷生活”。不过，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天资。他自幼喜欢诗词，精谙诗书的母亲也常常教他写诗作词，待年龄稍大一点就喜欢与“名士化”的少年们一起切磋。父亲瞿世玮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教他学画。
“祖母的性情才德和在文化知识、文学情趣上对我父亲的教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父亲接受和发扬了。这些和祖父的影响相汇合，为父亲形成良好气质打下受用终生的文化素养的底子。”
瞿独伊今天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与家史，感慨万千。呷了几口茶水后，她不免轻声感叹：“家庭破灭后，凄惨的现实逼得父亲趋向脱离旧环境，寻求新价值、新出路，也就更容易接受新潮的思想，背逆原阶级，背逆原来那种大家庭制度下‘昏昧’精神的道路。”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瞿独伊已六岁半，开始记事。
“我的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店铺子，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独伊也很高兴，拍手大笑。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那次，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起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瞿独伊说：“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
“好爸爸”是我一辈子的榜样1930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杨之华也一同回国，把他们年仅九岁的女儿瞿独伊一个人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时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惟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四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瞿独伊结束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于1941年随母回国，到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由于久居苏联，她的中文程度很差，在狱中她补习起了中文，同时还当上了俄文老师，并在这期间收获了爱情，与李何结了婚。“在新疆坐牢的日子里，很苦的，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破庙里，馒头是被有意掺了沙子的，吃的菜没有油，每天两餐清水白菜汤。”“当时被关押在那里的有150人，除了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路过人员，还有八路军办事处来新疆的一些工作人员等。我们呆了四年，出狱时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牺牲了，或者早就叛变了。在狱中，我耳闻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许多对敌斗争的事情，曾被国民党审讯过两次。为此，我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出狱后，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6月10日，新疆监狱里释放出的人员分乘10辆大卡车，于7月10日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久，瞿独伊和李何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
开国大典举行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瞿独伊还用俄文广播了毛泽东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瞿独伊在开国庆典期间接待翻译上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廖承志的注意，后来他推荐瞿独伊到广播台当播音员。可是，在解放初期瞿独伊又和丈夫李何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1957年瞿独伊回国，“被迫”改行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不治之症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李克林竟又因病英年早逝，这接连打击使瞿独伊和母亲因过于悲痛而刺激很大。1978年，瞿独伊才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至1982年离休。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瞿独伊说：“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时，她老泪纵横，“‘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抓住毛主席1962年曾对《多余的话》说过的几句个人意见，便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据说，“文革”后，瞿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我去见宋希濂，于我而言，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相。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这两人必须见这一面。”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此地很好”；尔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如今，“秋之白华”的女儿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离休后的生活还充实。刚离休时，她曾专门学过画画、钢琴、书法，后来因为忙于寻访有关父亲生平活动的知情人、搜集整理有关材料而又将这些爱好放弃了。近些年来，瞿独伊参与编过《忆秋白》、《回忆杨之华》等书。现在，爱运动的老人每周游泳两次，每次300米，每天做做健身操，坚持散步，并乐于参加中直机关的交谊舞比赛及新华社的社庆活动等，曾获过北京市中老年交谊舞大赛一等奖，在老年模特表演上也得过个人第一名。看书、看报，也是老人晚年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她家笔者看到她订了不少的报刊。虽然女儿李晓云和女婿、外孙女远在美国，但也常来信问候老人。每年，瞿独伊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纪念自己的好爸爸与好妈妈。这些年来，她到常州参加过四五次瞿秋白生平与著作学术研讨会。
她一个人的生活依然过得有滋有味。
老人很开朗、乐观、健谈，记者不敢相信眼前是一个耄耋之人。不知不觉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这时，瞿独伊的家政服务员提醒笔者“不便谈得太久，最好下次接着谈。老人谈多了，晚上会失眠的”。见在谈兴上，笔者也难以退却，于是又“硬着头皮”谈上了半个多小时。告别时；瞿独伊深有感触地如是说：“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庭、爱情和婚姻方面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她在笔者的留言本上笔录下瞿秋白的词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且用俄文签名。
走在返回的路上，只觉天色的确不早了，也发现近处的树枝在料峭春寒中偷偷地抽出鹅黄的新绿。这时，笔者心想：今夜想必老人又要失眠，因为父亲，因为“春再来”，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