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天：1月11日,党的历史上发生了14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1月11日党史回眸1、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大会回顾了二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过，肯定上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党同国民党合作和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大会文件指出，国民党固然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不是这个运动的全部。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反对右派、争取中派。既要在实际斗争中和发展组织方面帮助国民党，又要坚持同他们的妥协性作斗争。大会研究了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相结合的关系，强调在民族运动中力争工人运动的独立及进展，以取得领导地位，并使民族运动充分地革命化。为此，工人阶级就必须有强固的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组织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区别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办法，并指出要同工会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影响、同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阴谋作斗争。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这次大会的缺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其结果或者是把所有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的原则区别；或者是无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营垒中的活动，放弃无产阶级同它争夺领导权的任务。大会对于如何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缺乏正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被推举为总书记。
2、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会议前后，毛泽东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这次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3、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大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为战胜严重困难而奋斗。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报告认为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毛泽东在会上作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大会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这次大会取得了积极成果。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4、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5、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是否允许包产到户又一次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安徽省代表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介绍了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好处。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一千美元。我们要按照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
6、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了中央常委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中央常委提出，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3月8日，根据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需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一些有关条款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同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对台湾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允许的，他们不破坏大陆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国家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
7、1982年1月11日、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报告，他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19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讲话印发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工作逐步展开。
8、1986年1月11日至20日和1月12日至2月3日，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相继在北京召开。这两个会议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社会总需求仍然超过社会总供给。今年的任务主要是在去年改革的基础上，“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着重抓好改善宏观控制；对已经出台的价格改革、工资改革作一些消化、补充工作；进一步把大中型骨干企业和出口企业搞活；大力促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横向经济联合。
9、1994年1月1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10、2004年1月11日至13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胡锦涛强调，对反腐倡廉工作，要继续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要求，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11、2006年1月11日，胡锦涛会见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代表和“十五”时期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获奖单位、个人代表并发表讲话。指出：要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不断提高后勤保障的质量和效益，为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提供坚强的保障。
12、2011年1月1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校订再版。
13、2016年1月11日，习近平接见调整组建后的军委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强调要讲政治、谋打赢、搞服务、作表率，努力建设“四铁”军委机关。这次军委机关调整，把原来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4个总部改为15个职能部门。
14、2018年1月11日，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
1月11日党史重要事件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会议。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的任务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11个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由9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大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及其原因。毛泽东发表讲话，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指出要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并作了自我批评。此外，邓小平和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分别阐述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困难的主要办法。大会的召开对于克服不良作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纠正治理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邓小平指出：对台湾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那个制度。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
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2011年1月1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正式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校订重印。1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