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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意

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重要的范畴。“言”,指言辞、名词、概念、论说、著述等;“意”,指思想、义理、宗旨等。“言”、“意”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引起许多思想家的注意。如《墨子·经下》说:“以言为尽悖,悖。”批评了怀疑或否定“言”能正确表达“意”的观点。又如《墨子·经说上》说:“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肯定通过一定的“言”,人们就可以了解和把握一定的“意”。这是一种肯定“言”能达“意”,“言”与“意”一致的观点。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对“言”能达“意”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庄子·天道》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认为意所从出的道不可言,道无形无名,“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易传·系辞》中借孔子之口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承认“言”不完全能表达意,但立即补充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提出通过设立符号式的卦象来弥补“言”在表达“意”中的不足,表现出一种调和的观点。在《庄子·外物》中还记载着“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观点。这种观点不否定“言”表达“意”的作用,而是强调“言”以“得意”为本。就象“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那样,“言”是得“意”的一种工具。这种观点在《吕氏春秋·离谓》中有进一步的阐明,说:“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人之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挢言无择。”

魏晋时期,“言”“意”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引起了玄学家们的广泛兴趣和专门讨论。这一时期的“言意之辩”,基本思想资料源于先秦各家之说,观点仍可分为“言尽意”、“言不尽意”和 “得意忘言” 三派,但在理论上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更为深刻的思想方法论意义。这一时期的“言意之辩”起端于汉魏之际鉴识人物、综核名实方法的探讨。据欧阳建《言尽意论》所述,魏时蒋济、钟会、傅嘏等论人的才性问题,均引“言不尽意”论。在他们看来,“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因此,“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这种观点发展到晋代张韩达到极端。他认为,《论语》中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说明“至精”之理,“愈不可闻”;“言”不能“畅理”,而只能靠无言的“通心”。并进而认为“普天地之与人物,亦何屑于有言哉?”主张“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竭力宣扬“不用舌论”。欧阳建针对这些名言无用论的观点,全面论证了言尽意的理论。他认为:“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尽意论》)。离开了言与名,人们将无法交流思想,也无法识别人物的同异。他指出,物并没有自然之名,理也没有必定之称,人们为了识别人物,交流思想,根据物、理的不同而“殊其名”、“立其称”。因此,“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名与实、言与意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时期的“言意之辩”与探讨玄学本体理论有密切关系。如曹魏著名谋士荀彧之子荀粲,好道家之说,认为性与天道、圣人微言,不可得而闻见。他对《易传·系辞》所说“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提出异义,认为:“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因此“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表现出一种极端的言不尽意论。与其同时的著名玄学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尽意莫若象”等等,肯定了《易传·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同时,他也吸收了《庄子·外物》“得意忘言”的观点,认为“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并且进一步强调所谓“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这种情况与他反对汉易象数学有关,更与他“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有关。就前者来讲,王弼批评“存象忘义”的错误,有合理因素;就后者来讲,王弼认为“无不可以为训”,“道不可体”,因此只有“废言”“忘象”才能“体无”,认为“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西晋著名玄学家郭象以“独化”立论,声称:“意尽形教,岂知我之独化于玄冥之竟哉?”强调“忘言遗书”,甚至进一步认为:“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

王弼的“得意忘象”说,是魏晋玄学“言意之辩”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观点。他不仅奠定了玄学本体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而且对当时的佛教,以至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佛教初传中国时,在译经和讲解中采用“格义”方法,以佛教名相与传统概念比附,十分刻板。至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玄学方法的启发,也大力倡导“得意”方法。如东晋名僧道生说:“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在文学艺术上,两晋以来诗歌、绘画、书法中强调传神、写意等理论,提倡“弦外之音”、“画外之景”、“文外曲致”等等,也都是 “得意忘象” 思想的反映。北宋欧阳修说:“古画画意不画形”;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都是这种文艺理论的典型论述。后来也有人对于王弼“得意忘象”说提出批评,如北宋邵雍从维护易象数学出发批评说:“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象生则言彰,言彰则意显。……得鱼兔而忘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鱼兔则未见其得也”(《观物·外篇上》)。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从义理上批评说:“天下无象外之道”,“言、象”与“意、道”之间,“固合而无畛”,因而“欲详道而略象,奚可哉?”王夫之的批评比邵雍的批评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