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isheng shidai
日本古代使用弥生式陶器的时代。其文化称弥生文化。1884年这种陶器首次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现，故名。弥生时代在绳纹时代之后，古坟时代之前，约当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可分前、中、后3 期。弥生文化是在绳纹文化的基础上，受到大陆（包括中国和朝鲜半岛）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它首先出现于九州北部并逐渐向东发展，到了后期基本上遍及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境。弥生时代普遍有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开始使用铜器和铁器；原始社会开始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与中国、朝鲜半岛交往频繁，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
村落和农业、纺织村落多建在河流附近的台地或平地上，周围往往设壕沟。房屋一般是竖穴式的，平面呈圆角方形或圆形。为了贮存谷物，建筑干栏式（见干栏式建筑）的粮仓，其遗迹在兵库县的田能、静冈县的山木和登吕等遗址被发现。村落附近有水田，以登吕遗址为例，它们被划分成许多整齐的长方形田块，用木桩和木板加固畦埂，水渠纵贯田间。除种植水稻外，其他农作物有瓜类、粟、豆类及麻等。农具除石、铁制品外，还大量使用木锹和木锄等，收割则多用石刀（镰）。与绳纹时代相比，狩猎和渔捞在技术上虽有进步，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已大大下降。随着农业的发展，开始有了纺织业，织物是平织的麻布。普遍发现陶制和石制的纺轮。从奈良县唐古、爱知县瓜乡、大分县安国寺和静冈县登吕等遗址出土的木制织机部件来看，当时使用的是一种单综的原始织机。
铁器和石器铁器出现于前期，熊本县斋藤山遗址出土的铁斧便是例证。中期铁器普遍增多，种类包括锹、锄、镰等农具，斧、凿、锥、（简单的刨）等工具，刀、剑、戈、矛、镞等武器，以及鱼叉、鱼钩之类。但直到中期，石器的使用仍很普遍。与绳纹时代相比，打制石器显著减少，磨制石器大为增加，后者主要是斧（锹）、锛、凿、刀（镰）等工具和农具。福冈县的今津、今山和立岩发现专门制作磨制石斧和石刀的加工场遗迹，其制品在九州北部乃至中部地区广泛分布，可见磨制石器的制作已专业化。到了后期，由于铁器进一步普及，石器才迅速减少，乃至绝迹。一般认为，前期的铁器是从大陆输入的，中期和后期则主要利用输入的铁料在日本本地加工制作。
铜器主要为铜剑、铜矛、铜戈和铜铎。剑、矛、戈分“细形”和“广形”两类。前者系从大陆输入，发现地点主要在九州北部。后者是本地铸造的，形体庞大，铜质不良，不是实用的兵器，而是祭器，除九州北部以外，还广泛分布在四国、中国（本州西部）和近畿一带。铜铎是日本本地产的铜器，也属祭器，其分布范围在以畿内为中心的本州中西部和四国的东部地区，但在九州北部也发现了铸铎的范。铜镜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汉式镜”（见汉代铜器），也有少数是从朝鲜输入的“多钮细纹铜镜”（见朝鲜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此外，还有本地仿中国镜而制作的“倭镜”。据研究，日本本地制作的铜器，铜料是由大陆输入的。
陶器陶器是弥生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称弥生式陶器。一般呈红褐或黄褐色，烧成温度约850℃。制作方法是泥条盘筑，经慢轮修整。器形大致可分壶形器、瓮形器、 钵形器和高脚杯等类。 由于地域和时期的不同，弥生式陶器的形制变化比较复杂。前期的器物属“远贺川式”（1931年首次在福冈县远贺川畔的立屋敷遗址发现，故名），花纹用篦尖刻划，或用贝壳押印。进入中期，“远贺川式陶器”衰落，代之而起在九州出现无纹陶器，在本州西部出现栉齿纹陶器，而本州东部的陶器则含有浓厚的绳纹式陶器的遗风。后期本州西部栉齿纹陶器盛行，影响及于九州，并扩展到本州的东部。最后，陶器上施花纹的风气衰落，便形成了与古坟时代的“土师器”相似的素面红褐陶。
装饰品最常见的是手镯与项链。手镯主要是用贝壳制成的，也有铜制的和玻璃制的，后两者的形状仿自前者。项链由各种不同形状的珠饰组成，其质料有玉石、玛瑙、琥珀和玻璃等。玻璃手镯和勾形珠等的原料可能自大陆输入，但系在日本当地制造。福冈县须玖遗址和三云遗址的瓮棺墓出土的玻璃璧，形制、纹饰与中国的相同，是从中国输入的。
墓葬墓葬有瓮棺墓、支石墓（见石棚）、石棺墓、土圹墓、方形周沟墓(土圹墓周围设沟)等类。瓮棺墓和支石墓的分布限于九州北部。石棺墓除九州北部外，也见于本州西部的山口县一带。土圹墓和方形周沟墓分布在九州和本州各地，范围较广，有的墓中用木棺。各类墓中的尸体多为仰身直肢。大多数墓很少有或完全没有随葬品，但九州北部如佐贺县的宇木汲田、福冈县的三云、须玖和平原等遗址中有少数墓却有数量甚多的珍贵随葬品，种类包括铜剑、铜矛、铜镜、各种珠饰和玻璃璧等。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存在着少数占统治地位的人，他们拥有多量的财富。
中国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弥生时代中、后期的日本，在《后汉书·东夷传》和《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当时日本总称为“倭”，分成许多小国，有“王”、“大夫”、“下户”、“生口”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奴”国曾遣使到洛阳，汉朝赐其王以金印（见汉委奴国王金印）。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帅升又遣使来朝，并献上“生口”（奴隶）。到了三国时期，邪马台国成为许多小国的共主，其女王卑弥呼于景初三年(239)遣使到洛阳，魏帝赐“亲魏倭王”金印及锦缎、铜镜等各种礼物，由带方郡派官吏回访。此后，邪马台国又多次与中国交往。关于邪马台国的所在地，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即“九州说”与“畿内说”，长期争论，至今未有定论。
- 参考书目
- 杉原荘介：《世界考古学大系》第二卷（日本弥生時代），平凡社，東京，1959。佐原真等：《稻作の始まり》（《古代史僀掘》第四卷），講談社，東京，1975。樋口隆康等:《大陸文化と青铜器》(《古代史僀掘》第五卷)，講談社，東京，1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