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isheng shidai
日本古代使用弥生式陶器的时代。其文化称弥生文化。1884年这种陶器首次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现,故名。弥生时代在绳纹时代之后,古坟时代之前,约当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可分前、中、后3 期。弥生文化是在绳纹文化的基础上,受到大陆(包括中国和朝鲜半岛)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它首先出现于九州北部并逐渐向东发展,到了后期基本上遍及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境。弥生时代普遍有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开始使用铜器和铁器;原始社会开始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与中国、朝鲜半岛交往频繁,深受大陆文化的影响。
村落和农业、纺织村落多建在河流附近的台地或平地上,周围往往设壕沟。房屋一般是竖穴式的,平面呈圆角方形或圆形。为了贮存谷物,建筑干栏式(见干栏式建筑)的粮仓,其遗迹在兵库县的田能、静冈县的山木和登吕等遗址被发现。村落附近有水田,以登吕遗址为例,它们被划分成许多整齐的长方形田块,用木桩和木板加固畦埂,水渠纵贯田间。除种植水稻外,其他农作物有瓜类、粟、豆类及麻等。农具除石、铁制品外,还大量使用木锹和木锄等,收割则多用石刀(镰)。与绳纹时代相比,狩猎和渔捞在技术上虽有进步,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已大大下降。随着农业的发展,开始有了纺织业,织物是平织的麻布。普遍发现陶制和石制的纺轮。从奈良县唐古、爱知县瓜乡、大分县安国寺和静冈县登吕等遗址出土的木制织机部件来看,当时使用的是一种单综的原始织机。
铁器和石器铁器出现于前期,熊本县斋藤山遗址出土的铁斧便是例证。中期铁器普遍增多,种类包括锹、锄、镰等农具,斧、凿、锥、(简单的刨)等工具,刀、剑、戈、矛、镞等武器,以及鱼叉、鱼钩之类。但直到中期,石器的使用仍很普遍。与绳纹时代相比,打制石器显著减少,磨制石器大为增加,后者主要是斧(锹)、锛、凿、刀(镰)等工具和农具。福冈县的今津、今山和立岩发现专门制作磨制石斧和石刀的加工场遗迹,其制品在九州北部乃至中部地区广泛分布,可见磨制石器的制作已专业化。到了后期,由于铁器进一步普及,石器才迅速减少,乃至绝迹。一般认为,前期的铁器是从大陆输入的,中期和后期则主要利用输入的铁料在日本本地加工制作。
铜器主要为铜剑、铜矛、铜戈和铜铎。剑、矛、戈分“细形”和“广形”两类。前者系从大陆输入,发现地点主要在九州北部。后者是本地铸造的,形体庞大,铜质不良,不是实用的兵器,而是祭器,除九州北部以外,还广泛分布在四国、中国(本州西部)和近畿一带。铜铎是日本本地产的铜器,也属祭器,其分布范围在以畿内为中心的本州中西部和四国的东部地区,但在九州北部也发现了铸铎的范。铜镜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汉式镜”(见汉代铜器),也有少数是从朝鲜输入的“多钮细纹铜镜”(见朝鲜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此外,还有本地仿中国镜而制作的“倭镜”。据研究,日本本地制作的铜器,铜料是由大陆输入的。
陶器陶器是弥生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称弥生式陶器。一般呈红褐或黄褐色,烧成温度约850℃。制作方法是泥条盘筑,经慢轮修整。器形大致可分壶形器、瓮形器、 钵形器和高脚杯等类。 由于地域和时期的不同,弥生式陶器的形制变化比较复杂。前期的器物属“远贺川式”(1931年首次在福冈县远贺川畔的立屋敷遗址发现,故名),花纹用篦尖刻划,或用贝壳押印。进入中期,“远贺川式陶器”衰落,代之而起在九州出现无纹陶器,在本州西部出现栉齿纹陶器,而本州东部的陶器则含有浓厚的绳纹式陶器的遗风。后期本州西部栉齿纹陶器盛行,影响及于九州,并扩展到本州的东部。最后,陶器上施花纹的风气衰落,便形成了与古坟时代的“土师器”相似的素面红褐陶。
![弥生时代的陶器](/d/bkimg/2022110807/3mhy1q2w0d0.webp)
最常见的是手镯与项链。手镯主要是用贝壳制成的,也有铜制的和玻璃制的,后两者的形状仿自前者。项链由各种不同形状的珠饰组成,其质料有玉石、玛瑙、琥珀和玻璃等。玻璃手镯和勾形珠等的原料可能自大陆输入,但系在日本当地制造。福冈县须玖遗址和三云遗址的瓮棺墓出土的玻璃璧,形制、纹饰与中国的相同,是从中国输入的。
墓葬墓葬有瓮棺墓、支石墓(见石棚)、石棺墓、土圹墓、方形周沟墓(土圹墓周围设沟)等类。瓮棺墓和支石墓的分布限于九州北部。石棺墓除九州北部外,也见于本州西部的山口县一带。土圹墓和方形周沟墓分布在九州和本州各地,范围较广,有的墓中用木棺。各类墓中的尸体多为仰身直肢。大多数墓很少有或完全没有随葬品,但九州北部如佐贺县的宇木汲田、福冈县的三云、须玖和平原等遗址中有少数墓却有数量甚多的珍贵随葬品,种类包括铜剑、铜矛、铜镜、各种珠饰和玻璃璧等。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存在着少数占统治地位的人,他们拥有多量的财富。
![弥生时代的瓮棺葬](/d/bkimg/2022110807/24wwdvfrrhs.webp)
弥生时代中、后期的日本,在《后汉书·东夷传》和《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当时日本总称为“倭”,分成许多小国,有“王”、“大夫”、“下户”、“生口”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奴”国曾遣使到洛阳,汉朝赐其王以金印(见汉委奴国王金印)。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帅升又遣使来朝,并献上“生口”(奴隶)。到了三国时期,邪马台国成为许多小国的共主,其女王卑弥呼于景初三年(239)遣使到洛阳,魏帝赐“亲魏倭王”金印及锦缎、铜镜等各种礼物,由带方郡派官吏回访。此后,邪马台国又多次与中国交往。关于邪马台国的所在地,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即“九州说”与“畿内说”,长期争论,至今未有定论。
- 参考书目
- 杉原荘介:《世界考古学大系》第二卷(日本弥生時代),平凡社,東京,1959。佐原真等:《稻作の始まり》(《古代史僀掘》第四卷),講談社,東京,1975。樋口隆康等:《大陸文化と青铜器》(《古代史僀掘》第五卷),講談社,東京,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