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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

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唐朝代隋以后,日本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五年)。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 以及造舶都匠、船师、 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遣唐使渡海图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藏鉴真传绘卷

遣唐使在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从 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约四十年间,航线采取北路,即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洛阳、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以后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不甚融洽。于是遣唐使船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这一百年间,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较大。北路和南岛路都需航行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8世纪70年代以后,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径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 转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所需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达,但风涛之险基本上与南岛路相同。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桔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余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余人。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圆仁留唐十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十余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随遣唐使船到日本的,还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响的唐朝文物,也输入日本。丝绸之路东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日本派遣遣唐使,财力负担很重。从任命使臣到出发,需准备两三年,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唐费用等等。采取南岛路和南路时,还不掌握季候风规律,海上惊涛骇浪,随时会把船裂为两截。几乎往返途中总有船只遇难,只有一次来去平安。因此,遣唐使不仅出发前祷告神佛,航行中还祈祷佛教的观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罗神。受命为遣唐使虽是荣誉,也有人怕危险而畏缩不前。采取北路时,遣唐使平均约七年半一次,以后由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 838年以后,经过五十五年才考虑派遣,最后终于停止。这固然与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关,同时,也由于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9世纪以后,往来中日之间的唐朝和新罗商船大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风规律,一般七月间乘西南风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东北风返回。这些商船航程需时较短,遇难可能较少,往来的间隔也较短。因此出现不少短期勾留的还学生,如日僧惠萼在 9世纪中叶曾三次来往中日之间。遣唐使虽然停止,并没有妨碍中日文化继续交流。

参考书目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