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医时曾亲遇这么一个事例：一对中年夫妻前来求诊，丈夫是个晚期肝癌患者，来时神情沮丧，一言不发；妻子则啼哭不止，哽咽着说，他们刚刚挂了个名专家号，专家看了看他们带去的片子，说，最多两个月时间，任何治疗都没有意义了，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说完，拂拂手，示意他们退下。顿时，夫妇俩相拥痛哭。也许这位专家并没有说错什么，从统计概率来说，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期90%是在3个月以内，但在这种重视概率的科学性的同时，似乎又掩盖了什么。这个病人在病友的推荐下，找到了我们，通过中医药的“零毒”调治，有一定生存质量地整整生活了两年。两年后，因意外刺激，盛怒之下引起消化道出血，诱发肝昏迷致死。两个月与两年之差，正凸现出只讲科学性与同时兼顾人性的医学之本质的差异所在。求生是人的本能，对于那些有难治之症的患者，是默认事实、消极应对，还是有所作为，至少有所安慰，也正折射出医务工作者对人性的根本态度。如果因其必定要死就放弃治疗，那医学的任务就简单多了，因为谁都难免一死。但是，人之性，莫不喜生而惧死，莫不喜吉而恶凶。
提倡人文关怀是21世纪医学发展的主旋律，也是当前提倡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大环境对医学提出的要求。遗憾的是，当前医务界人文精神的缺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阑尾炎病人花了8万元钱，账单7米多长。在个别医疗机构，医疗这一有人情味的服务已经变了味。在市场导向的商业社会，这其实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过分技术化、过分商业化，而忽视了大写的“人”的存在，不能不说这是现代医学的尴尬，是医学发展的畸型态体。
美国著名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曾毫不隐讳地坦言：他对医生本人不患重症感到“遗憾”。因为如果那样，他就始终无法体验患者的恶劣处境，始终无法真切地感受一个人面临生命危难时的悲伤和恐惧，自然也就无法“亲同己出”、“感同身受”地去呵护与体恤对方。体会做病人的感觉，这对履行医生的职责是多么重要的精神启示！它提醒我们，一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永远不能绕过病人的痛苦而直接楔入其躯体，他必须在对方的感觉里找到自己的感觉，在对方的生命里照见自己的生命，在对方的痛苦中认出自己的那份痛苦。然后，才能以最决绝最彻底最刻不容缓的方式去祛除这份痛苦。
有哲人戏说：“19世纪，上帝死了（指科学战胜了宗教）；20世纪，人死了（指“人”被剥夺了精神、情感，只剩下了躯壳）”。其实，医字的结构内有一个“人”字，一撇是技术的医学，一捺是人文的医学。由于科技的发展，人文医学的这条腿在逐渐短缩，医学出现了不和谐。据调查：综合医院病人医疗过程中所遭遇的难题，有27%属于伦理问题；8%与法律有关；病人的医疗选择，受其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审美偏爱、道德传统、宗教信仰以及心理特殊癖好影响者则高达47.5%。动物和人都会患病，野生动物患病只有依靠身体的自然恢复力，人患病，不管能否治疗，都需要情感关怀。可见，我们不能以“科学的满足”来取代“人性的满足”。医生必须把病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治疗，必须对医学作为“人”学的合理性和目的进行关注。人类对疾病征服的实践活动综合了科学性、艺术性和宗教性，没有人文性的医学只可能是失败的医学、非人的医学。
病人是行医之本，人文是医生的灵魂。医生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病人，而不是一架没有生命的机器。工程师可以不带任何感情地说：这架机器不行了，报废吧！而病人却永远无法接受医生这么说。医生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感情投入；不仅需要提供技术服务，更需要提供艺术服务。医生应该把病人看成是与自己平等的人，去尊重病人，关心病人，与病人交朋友。病人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配合程度、治疗效果以及预后，肿瘤患者更是如此。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不断地与肿瘤患者谈心和沟通后，患者慢慢与我们成了朋友，这不仅增强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战胜疾病的勇气，并且能积极配合治疗，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治疗往往能够事半功倍。正如古罗马哲人曾经说过的：“医生给病人的，首先是心，然后才是药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