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理论最早的创建者主要有三位:阿列塔（MichelAglietta）、博耶和利皮兹（AlainLipietz）。阿列塔于1974年首次以法文出版、1979年以英文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美国的经验》（ATheoryofCapitalistRegulation & nbsp;:TheU.S.Experience）被公认为是该学派的开山之作。
包括上述三位在内的该学派的早期研究者大部分是在法国中央政府的经济研究机构中供职。这一时期,这些部门研究经济趋势,沿用凯恩斯主义思想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做经济预算和制定国家计划。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这些模型在现实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导致了对支撑这些模型的理论的批判,正是在这些批判过程中调节学派逐渐兴起。
调节学派对模型理论的批判同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西方主流正统理论的批判。他们反对交换关系完全受基于个人理性的最优经济行为的驱动,以及一般均衡的基本假定,认为应根据社会关系来分析经济关系,强调时间因素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以及历史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发展。调节学派所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当时（20世纪70年代）的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和巴里巴尔（EtienneBalibar）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以及附带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批评,认为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重新解释只是分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而对克服经济危机和冲突以及资本主义所发生的转变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调节”概念则正是针对转型中冲突的动态特征,主张通过调节方式来延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调节理论坚持认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能够起调节作用,比如劳资关系的调整等,以此来解释利润率长期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现实。
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在法国衰落,正在形成中的调节学派也开始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综合利用各种方法,建立一种具有历史和制度特色的宏观经济学,包括马克思长期演化的视角、卡莱斯基的宏观经济学、年鉴学派的观点,并从法律和政治科学中吸取了制度形式是不同力量的中介的思想。直至80年代初,当调节理论的研究者为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转型成功提供了一种解释的时候,完整的调节理论框架才初步形成。
调节理论随后的发展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扩散,并经历了重要的理论转变。这种转变被杰索普（BobJessop）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从简单的、增量的向新的研究领域的经验扩展,包括从宏观扩展到中观和微观,从国家扩展到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博耶的理论研究;二是概念的进一步深化,比如对于结构形式和经济调节模式复杂关系的探讨;三是放弃原有的理论命题、概念和观点,并重新定义,特别表现在为回应主流理论的批评而试图建立一个坚固的微观基础方面,在这样做的同时,部分放弃了调节理论原有的一些激进的假定。
与这种理论演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是该理论在现实中的种种际遇。第一代研究工作主要针对的是刚刚显现的福特制危机,以及所提出的进口替代的经济战略。1981年在法国选举中左翼联盟的获胜使调节理论学者寄希望于政府能够接受他们的理论,实行在劳资关系上较为妥协的制度,但他们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当凯恩斯主义遭到失败后,他们继而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这种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成为调节理论的转折点,并直接导致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化,比如阿列塔对货币问题更感兴趣,并把整个欧洲作为他的研究空间;利皮兹在后期则转向了绿色运动,把调节理论扩展到第三世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也成为整个转变的一部分。
对调节理论的评价也不统一。从直接的结果来看,调节理论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杰索普进一步把这种失望归结为调节理论所经历的三重失败:在80年代没有说服法国左翼政府采用他们的政策主张;未能说服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超经济现象看做是无关的问题;也未能说服主流社会科学家对积累的解释不能脱离经济以及超经济的机制。这种成果表现在对经济和社会分析的转向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该理论本身随时代的发展和转变也逐渐被视为富有真知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