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iyifenshu
中国宋明理学讲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源于唐代华严宗和禅宗。华严宗在四法界中讲理法界和事法界时，认为理是全遍，不是分遍。“能遍之理，性无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别。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华严法界观门》）。禅宗玄觉禅师在《永嘉证道歌》中说：“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合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水月之喻，被概括为“月印万川”。它与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相似。太空一月映现在众多江海湖泊中可以看到无数月，无数月终归来源于一月。同一本体显现为形形色色的事物，千差万殊的事物的本质又同一。
宋明理学家采纳了华严宗、禅宗的上述思想，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从中发挥万物同属一气的观点。程颐把张载的上述思想概括为“理一分殊”，其实张载并没有在《西铭》中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题，这是程颐的发挥。朱熹转述其老师李侗的话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李延平先生答问后录》)。但从程颐到李侗，都还没有从本体论角度系统阐发“理一分殊”的理论。朱熹一方面接受程颐和李侗的观点，认为《西铭》通体是一个理一分殊，一句是一个理一分殊，另一方面融合佛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和月印万川的思想，把理一分殊作为其理一元论哲学的重要命题。朱熹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然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个理一的体现。“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朱子语录》卷十八）。例如屋、草木或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有桃有李，有张三有李四。“只是一个道理”便是理一，厅堂、桃李、张三李四的差别是万殊。他依此概括说：“《西铭》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从伦理角度而言，人物以天地为父母，天地以人物为子女，因此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这是理一；人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这便是分殊。他说：“天地之间，人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分未尝不殊也。”知其理一，所以为仁，便可以推己及人；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故爱必从亲人开始。朱熹又把总天地万物之理，说成太极。太极便是最根本的理，理一分殊就是太极包含万物之理，万物分别完整地体现整个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由此看来，万物之理与太极，似乎是普遍的理与特殊的理的关系，实质上还是理一与万物的关系，他虚构出一个最一般的理，安置到每一具体事物之中，实际上是把观念的东西当作事物的根源。
明代的罗钦顺改造了朱熹的理一分殊说，认为理只是气之理。世界上的人和物禀气而生，理便是一气变化的理，其理是惟一，所以叫理一；在其“成形之后，其分则殊”，便叫分殊。两者的关系是，理一存在于分殊之中，即存在于千差万别的事物之中，这种认识接触到了一般寓于个别之中的辩证关系。王夫之揭示朱熹以月印万川喻理一分殊的矛盾，指出“迨其分殊，而理岂复一哉！夫不复一，则成乎殊矣”，认为理一既可分殊，就不再是理一；理既是全遍，就谈不上分殊。王夫之从逻辑矛盾上批判了朱熹，并从本末、大小关系上论述了理一分殊。他认为，万物之大原惟天地，如由一向万，本大为一，即理一；末小而万，便是分殊。这包含着事物的同一性与差别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同时，由于王夫之把被朱熹颠倒了的理气关系又颠倒过来，使理成为气的理，认为“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从而把理一分殊建立在了唯物论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