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蟋蟀是历史悠久的民间游戏，以其独有的趣味，吸引着古往今来无数的王公贵族、文人墨客及市井百姓。
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已多次写到蟋蟀，有“蟋蟀在堂，岁聿其莫”’，“十月蟋蟀人我床下”等诗句，注意到蟋蟀与节令有密切关系，但并没有提到两雄相斗的习性。一直到唐代吟咏蟋蟀的诗赋倒是不少，独缺斗蟋蟀的内容；甚至也没有资料说明人们发现蟋蟀还有两雄相斗的特性。
首次记载斗蟋蟀者，在宋代顾文荐《负曝杂录》中，其云：“禽虫之微，善于格斗。见于书传者，唐明皇生于己酉而好斗鸡，置鸡坊、鸡场，见之《东城老父传》。斗蛩亦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其来远矣。”他的这则记载是追记，并非自己亲见，根据是什么，有无史料作依据，我们不得而知。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贾似道。他在《促织论》中说“盖自唐帝以来以迄于今，于凡王孙公子，至于庶人、富足豪杰，无不雅爱珍重之。”贾似道被公认为古代斗蟋蟀的祖师爷，他的话该不会信口胡说。可惜我们没有另外的资料证明贾氏的说法。
不过从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社会风气来看，斗蟋蟀出现在此时是极有可能的。开元天宝向被称为唐代盛世，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从“太平天子”李隆基到民间百姓，享乐腐化之风蔓延，斗鸡走狗成为社会风气。李隆基喜斗鸡，便在宫中建起鸡坊，养了几千只善斗雄鸡，选来行家进行驯练，定时举行斗鸡比赛。皇帝的爱好常常像瘟疫一样迅速感染整个社会，于是开元天宝时马上出现了社会上下无不斗鸡为戏的局面，因此而受宠而暴富的人也随之出现。民谣中所说的“贾家小儿”才13岁，就因为驯鸡有方而骤然富贵起来。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出现斗蟋蟀的游戏，为皇上多一项娱乐活动，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斗蟋蟀开始之初，只不过是一种老小咸宜的纯娱乐的游戏，并没有用于赌博。但很快人们发现用斗蟋蟀进行赌博更具有刺激性，比纯娱乐更能吸引人。唐代赌博之风很盛，斗鸡、走马均可赌钱，民妇小儿甚至以蝉鸣时间的长短比赛输赢，故用蟋蟀相赌应该是极自然的事。《负曝杂录》上所说“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并非是夸大之词。那些长安富豪贵戚们家有万贯家私，既然肯以金玉象牙为笼养一只小虫，当然也舍得拿出银子来相赌取乐。至于一般百姓，虽然出手不会像达官贵族们那样阔绰，但多少也会赌以金钱，使之变得更有魅力。由于有金钱因素的加人，斗蟋蟀活动开始畸型发展，至宋代就已达到相当规模了。
宋代的斗蟋蟀活动有较多的资料记载，从正史、笔记、诗文中都可以看出来。如陆细《尔雅翼》释蟋蟀“好吟于土石砖甓之下，尤好斗，胜辄矜鸣”。
王逵《蠡海集》载：“蛩阴性妒，相遇必争斗。”南宋词人姜白石有一首题为《咏蟋蟀》的词，序中云：“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成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中都是指的京城临安(今杭州)。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至南宋时，蟋蟀因其善斗的习性，已经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身份，不但成为可以购买的商品，而且价格贵得使人咋舌!所以有如此高价，当然不仅因为它善斗能令人取乐，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一种赌博的工具，可以使主人在瞬间得到大量的钱财。既然一只蟋蟀的价钱是如此之高，那么用蟋蟀相赌时的赌注之大，也就是可以想像的了。自然，用“二三十万”钱去买一只蟋蟀，毕竟是很奢侈的行为，只有富家子弟才行。但是作为一种游戏，并不为富人所专有。穷人也以之取乐。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当时的杭州人极喜斗蟋蟀，“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而且街上专有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因为玩者众多，城外农民专有人捕了来卖给城里人：“乡民争促入城货卖，斗赢三二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若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休。”街上也有人专卖用来畜养蟋蟀的各种笼具，并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所谓“闲汉”。由此可知南宋的斗蟋蟀活动已发展到相当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