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fanghuang
清朝政府将无主的山岭、荒地招民垦种的措施。又称为“官荒放垦”。清代在顺治、康熙时期(1644～1722)曾大规模地推行官荒放垦。当时，全国土地抛荒的情况十分严重。据顺治八年(1651)清朝赋籍帐册的登录，全国田地山荡额为二百九十多万顷，不及明万历六年(1578)全国田土数目的一半。为了招民垦荒，早在顺治初年，清朝政府就宣布将州县卫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并由官府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对于贫穷无力者，由政府贷予耕牛、农具、种籽等银两。又放宽起科年限：新荒者一年后供赋，久荒者三年后起科。康熙时，还一度把起科年限宽延到四年、六年，甚至十年，后来又确定为六年。
从顺治十年起，清朝政府又在全国设置兴屯道厅等官，厉行屯田开荒，规定各直省土地凡办纳钱粮者为民地，其余不分有主、无主，俱为官地，由兴屯官员招民开荒。缺少耕牛种籽者，也可优待发给牛价籽粒银两。因清朝政府急功好利，兴屯官员又弄虚作假，兴屯垦荒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此外，清朝政府还十分重视利用地主乡绅的力量进行垦荒。顺治十三年宣布：各省屯田荒地，如有殷实人户能开至两千亩以上者，可按等授予官爵。以后，又多次补充和重申上述规定。
到了康熙末雍正初，全国除少数边远省份外，主要农业地区的田土已经基本得到垦复。雍正二年(1724)全国耕地为七百二十三万多顷，大体上已经超过明万历初年的数字。
自雍正直至乾隆、嘉庆时期（1723～1820），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尽可能地使失去土地的“游民”、“流民”回到土地上去，清朝政府对于放荒招垦仍继续加以关注。雍正元年，再次调整起科年限，确定水田六年、旱田十年起科。乾隆初又宣布，根据各省不同情况，开垦零星土地永免升科。一些自然条件差、开垦不易的劣等土地，则实行轻则起科。对在放荒中各地官府虚报邀功的情况，也注意进行纠正。
同时，清朝政府还不断有条件地开放一些被视为禁地的海岛、滩涂、山岭、以及像蒙古、新疆、东北等边疆地区的荒地，允许人们垦种。湖北郧阳、施南两府的山区，原属封禁，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下谕开禁，大大加速了该地区的开发。与顺康期间相比较，这时的官荒放垦，虽然规模远不及前，但各地几乎每年都有新垦田土升科。特别是那些边远地区，更是进展显著。
蒙古和东北地区的荒地，从康熙时起，就不断有内地民人进入垦种，但始终属于私垦。乾隆、嘉庆时虽曾明令严禁，但也常常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允许留居者垦种。有时甚至还由清廷允准实行放丈。内蒙古土默特归化城地区的十余万顷官厂牧场，就是清廷为解决当地驻军的军需食粮而陆续放丈开垦的。道光以后，清廷的财政困难加剧，对蒙古、东北地区的封禁愈加松弛，开放的牧场、荒地也更多。
鸦片战争以后，垦荒主要集中在蒙古和东北地区。光绪年间(1875～1908)在广西等地也推行过招商开垦计划，并在各地设置丈放局、垦务局、垦务公司，颁布招垦章程，大规模地实行放丈招垦（见垦殖公司）。据光绪三十四年统计，奉天全省耕地面积已达六十三万余顷，境内荒地大多放垦完毕。内蒙古自光绪二十八年设立垦务总局、分局后，到三十四年，仅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及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等地，就开放了荒地七百五十多万亩。清末在边疆地区的大规模放垦，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对开发边疆，稳定边疆局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