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一瞥：都城的经济。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割据政权或边疆民族政权，在多数情况下，它们的都城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任何一个都城，只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建设，无一不是如此。但都城众多的人口，并不都是自然增长所致，特别是那些在改朝换代之后建立的新都城，人口的迅速增长往往是移民的结果。因此，要谈论都城的经济，首先要提到都城的人口迁移问题。移民进入都城，有被迫和自愿两种，前者多是政府强制组织的。
对于封建专制政权来说，全国好比一棵大树，都城是树的主干，各地是树枝，树枝不能大于树干。因此，历代王朝在建都以后，为了打击各地豪强，提高都城人口数量和增强都城经济实力，往往要把全国各地的富户大族迁到都城居住。秦始皇灭六国，把六国富豪和大族12万户迁到都城咸阳。西汉建都长安不久，就迁入年俸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又把原齐国和楚国的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迁到长安附近的陵县，同时迁入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大族，共10余万人。隋炀帝定都洛阳，强令各地的富商大贾数万家迁入洛阳。朱元璋定鼎南京之后，也强制迁入江南各地富族豪民1.4万余户。为了能够就地生产武器和统治者生活所需要的日用品，都要通过强制性措施，将大批能工巧匠集中到京城。隋初，曾征集天下工匠至首都，各种行业都有，“纤微之巧，无不毕集”(《隋书·苏孝慈传》)。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从南方各省强征工匠10余万户，至元十六年在北方各省又搜刮工匠42万人，这些工匠相当一部分安置在都城手工业作坊。历史上这种强制性人口迁徙相当常见，在那些新建立的都城，这种移民甚至已成为都城人口的主体部分。
自愿迁入都城的人主要是由于经商、从事手工劳动、在服务性行业就业、读书、任官等原因而迁入的。都城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不仅易于经商致富，而且择业机会多，自然要吸引大批依赖工商和文化为生的人。人们曾观察到，在明代的北京城，当地人只担任车夫、赶毛驴车的驴卒、挖煤的煤户等体力劳动者，而从事工商业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胥吏，都是外省客民(王士性《广志绎》卷二)。对于想要进入仕途或施展政治抱负的人，都城无疑是最好的活动天地，因之定居的人为数不少。由于都城文化发达，迁入都城活动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也很多。唐玄宗时，仅隶属于朝廷所设太常和鼓吹署的音乐演奏家和歌舞表演者，便达数万人之巨。此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僧侣、道士，也居住在都城。其中一部分便是自愿迁入的。
都城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富人，因为这里是帝王和其龙子龙孙龙眷的世界，是官的世界，兵的世界，富豪的世界，其他的人也多是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而赖以谋生。据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统计，北京内外城70.5万人口中，不事生产的八旗人口和官员、差役、兵勇等共28万人，占总人口的40%。无可数计的有权有势的人聚集都城，过着奢侈的生活，要消耗掉无数的物质财富。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基本特征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男子耕种，妇女纺织，除了盐和某些铁制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便没有其他商品要求了。可以说，广大农村的商品购买力是很低的。古代商业经营的绝大部分物品，只能由城市居民购买，价格昂贵的生活奢侈品更是只有城市中的权力阶层与富人才买得起。因此，在大量的漕粮、赋税、贡品输送都城的同时，各地的精美物品也源源不断流向都城，都城成了全国最大的销金窝。
古代手工业一般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为巩固他们统治的需要而生产的，产品一般不介入商品交换的领域。由于大量的能工巧匠集中于都城，都城是全国最大的手工业中心之一，集中于此的官营手工业规模居全国之最，分工也很细。历朝设在都城的官府手工业规模都很大，分工很细致。《唐六典》载少府监和将作监管辖下的工匠有2.5万人，其中相当部分人分布在都城一带。长安城中仅供杨贵妃一人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700人，雕刻熔造又有数百人。北宋开封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工匠高达八万人，仅军器监辖下的南北作坊匠人就有8000到10000人之多，下分十个作：火药作、青窑作、猛火油作、金作、火作、大小木作、大小炉作、皮作、麻作和窑子作。南宋都城官营手工业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所属的上百个作坊，一二万名工匠。分工较北宋更细，少府监文思院主要是生产金、银、犀、玉等工巧之物和金采、绘素等装饰之物，下面再分为玉作、扇子作、花作、捏塑作、雕作、藤作等众多的部门。
官府手工业的工匠都是从各地征集搜罗而来的最优秀的匠人，技艺十分精湛。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有两条少府监制的毛裙，百鸟的羽毛也织了上去，正面看是一种颜色，反面看又是一种颜色，白天看是一种颜色，夜晚看又是一种颜色，百鸟的形状都呈现在裙子上。由此可见工匠技艺的高超。
除皇室和一定地位的官员，都城中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主要取之于私营手工业作坊。由于京城销售量大，民间工匠云集。南宋时临安有12种职业，各业共有1.2万户，每户少者有10余人，多者三四十人，合计达一二十万人。私营手工业的生产范围遍及各个部门，一般以与居民生活有关的消费品和文化用品制造较为发达。北宋开封为全国重要的毛笔、制墨、印刷业的中心，食品加工的店铺遍及全城大街小巷。此外，还有制药、磨麦、织染、酿酒、炼矾、制茶、迷信用品生产等部门。南宋临安的私营手工业有各种各样的作坊和销售商店。其中，枕冠市专造床上用品和各种帽子，衣绢市专造衣服，丝锦市专造丝织品，花果市专造妇女首饰和室内供设的假花。此外，还有珍珠市、玳瑁市、金银碾玉作、钻宝作、铺翠作、裱褙作、磨坊等等各种各样的作坊。这里的手工业工匠为了交流经验提高技艺，还组织起“七宝社”，每年二月初八都在钱塘门外霍山行祠庙会上集会。
此外，都城中还有大量流动的个体手工业者。他们多从事修理加工等较小的行业，如修鞋补帽、洗毡淘井等。南宋临安的个体工匠行当极多，包括剪花、糊刷、做篮、穿珠，做香袋、风筝，做烟火、泥人、面具等等，每一行业都有几十人。
都城是全国商品消费能力最强的地区，顺应这一需要，它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商业相当发达。唐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为商品荟萃集中之处。从价值连城的西域珍宝到日用杂物，无所不有。东市有220行，分别出售某类商品。据来唐的日本僧人圆仁记载：会昌三年(公元843年)6月27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余家，官私货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可见商店和货物之多。西市有衣肆、坟典肆、药材肆、波斯邸、绢行、秤行、帛行、麸行、寄附铺等各种行业，商业活动比东市要繁盛。东西两市的店肆应不下万家，从商人员至少数万人。
唐宋之际，都城的商品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各种行业的商人联合组成“行”和“市”，使得长安沿河近桥或城门口的内外，出现许多新的经营日用品的“行”或“市”，逐渐形成以“行”或“市”为中心的街市。同时，酒楼和茶坊也获得发展，逐渐形成以二者为中心的街市。于是，新的行市和街市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的东市和西市。随着旧“市”的瓦解和街市的兴起和发展，居民区与商业区交叉存在，逐渐连成一片。到了五代后周时期，开封城取消封闭式的坊墙，城市商业活动不受市界、坊界和时间的限制，更加繁荣。
北宋时，进入开封的外地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帛、煤炭等生活资料，奢侈品已退居次要地位，它不只是为城中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服务，而主要是为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服务了。此外，一部分外地商品经此再转运北方、西北和浙江、江西等地。数不清的大小商店鳞次栉比地排列在开封城内的大街小巷上，几乎整个城市的街道都有商业活动。饮食业最为繁盛，不仅有各种地方性的食店，如北食店、南食店、川饭店，而且设有各种分门别类的饮食店。酒楼星罗棋布，小吃摊比比皆是。当时最大的酒楼名白矾楼，在里面喝酒的常有上千人。时人赋诗说：“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矾)楼。”(刘子军《屏山集》卷一八《汴京纪事》)由于饮食网点多，服务周到，以致相当一部分百姓往往只于食店买饮食吃，而不是自己烧饭菜。唐代长安只有“市”上有书肆，而北宋不仅相国寺集市上有专售书籍古玩的场所，在相国寺的东门大街也设有许多书铺，书店业也成立行市，称“文字行”。
商业活动除了白天进行，还有夜市和早市。夜市从入夜开始，至三更尽或四更鼓罢结束，但最热闹的地方和中秋节之夜，则通宵不绝。早市从每日五更开始。此外，还有定期集市、季节性集市和同行业集市。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当活跃。高利贷资本主要经营典当业，称之为质库，当时开封城内的富商大贾、官府、寺院纷纷经营这种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
明代初期曾在北京皇城四门、钟鼓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一带兴修几千间民房和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称之为“廊房”，以鼓励发展工商业。正阳门至大明门前的棋盘街，百货云集，最为热闹，行人摩肩接踵，终日喧闹不已。城内还有米市、猪市、骡马市、驴市、羊市、果子市等行业集市。在隆福寺、护国寺、东岳庙、城隍庙等寺庙，定期举行的庙会也成了物资交流的中心。东华门外的灯市，是每年正月初八至十八日上元放灯的地方。每逢放灯日期，白天为市，晚上放灯，二里长街，店铺林立，全国各省的商人皆在此经销本地的商品。
为了保证都城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都城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一般在开国初年京畿人口稀少、经济残破时，统治者都要采取某些减免赋税的措施，招徕人口到这一带垦种。在某些朝代，都城所在地区还是全国水利建设的重点。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白渠、漕渠、六辅渠和成国渠等许多渠道，加上原有的郑国渠，基本上形成浇灌关中平原农田的水利网，促进了京师农业的发展。此外，某些新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也是首先在首都所在地区推广使用的。汉代赵过发明的代田法这一用力少而收获多的耕作技术，便首先在长安附近开始推行。
古代在都城周围往往要建立一系列城镇，对都城的繁华起烘云托月的作用。这些都城周围的城市及其外围地带，在行政上大多归首都管辖。例如，西汉定都长安，划京兆尹12县为直辖区。京兆尹外又有左冯翊、右扶凤两个郡级单位，构成拱卫首都、服务首都的京畿地区，起到稳定首都政治、经济的作用。
古代都城，主要是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而存在的，城内外的相当一部分人是纯粹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因此，都城大部分的消费品，都需要外地提供。全国各地不仅要向中央贡献珍鲜异物、土特名产，交赋纳税，还需要将大量的商品源源不断输送到都城，这就要求首都有一个伸向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络。因此，各朝代往往都将都城建成全国交通中心。秦始皇刚统一天下，就开辟了通向全国各地的驰道，东达山东半岛，西至今甘肃临洮，北出今内蒙古河套和河北北部，南到今广州一带，并和其他大小道路衔接，构成以首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汉唐继承了这一体系并进一步扩大完善，其西面一直通向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开封的水陆交通条件十分优越，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交通中心。汉唐的长安、元明清的北京都是全国重要的交通中心。
水路交通往往比陆路交通更为重要，首都所需的大量物资主要依赖航运。为此，历代都十分重视发展水上交通，将首都与全国水路交通网沟通。汉唐定都长安，在关中开凿连接长安与黄河的漕渠。隋炀帝定都洛阳，在营建洛阳的同时就着手修建大运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水运网，南通今杭州，北达今北京，西经黄河可达长安。此后，大运河就成了历代王朝南北交通的命脉。元代都城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而漕粮和物资依赖于南方，为改变南粮北运的困难状况，元世祖期间修成南起杭州北达北京的京杭大运河。明清继都北京，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京杭大运河达于极盛，直至清末才趋于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