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家还把经济学的研究区分为实证的研究和规范的研究，相应地经济学的方法可以区分为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
①实证方法是在既定的评价标准的前提下，考察经济活动中的一定的因果关系。它所解决的，是“这是什么”或“这不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以经济增长为例，实证方法所要阐明的是：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什么。即投资若干，在投资与产量的比例为一定的条件下，可能实现多大百分比的经济增长率；或者，在投资额为一定的条件下,要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投资与产量的比例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至于经济增长本身是“好事”还是“坏事”，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本身是“值得实现的”还是“不值得实现的”，则不在实证研究的范围之内。
②规范方法所考察的是经济活动的评价问题，也就是“这应该是什么”或“这不应该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规范研究带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它把“是非善恶”的讨论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轨道。仍以经济增长为例，规范方法所要阐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是“好事”，是“值得实现的”，而什么样的经济增长则不是“好事”，是“不值得实现的”。规范研究的结果是力求提供一种经济活动的评价标准，一种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
从分析方法本身来看，实证方法或规范方法同样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并按照研究课题的一定的要求加以运用。但它们也不可能脱离经济理论的指导。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从各自的学说立场出发,或者采取实证方法,或者采取规范方法，或者二者兼用，但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总是与他们的经济理论一致的。例如，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采取规范分析方法，是想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所在，并力求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有可能通过改良的途径而逐渐消除这种缺陷。在他们那里，规范分析方法与新制度学派的改良主义学说是一致的。又如，凯恩斯主义者在讨论经济增长问题时，采取实证分析方法，说明经济增长实现的条件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并由此提出均衡增长的对策。但由于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增长学说在实质上是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停滞的目标服务的，其中虽然含有若干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论述,然而它的有关均衡增长的论点却是反科学的,它的有关刺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也只可能暂时有利于经济增长，从长远来说则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矛盾。
宏观、微观、制度结构、总量分析方法以及实证、规范分析方法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学的方法的区分，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交叉的和互为补充的关系。例如，制度结构分析方法主要是规范分析，但它并不排除实证分析。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既是制度结构分析方法的运用者，也是规范分析方法的运用者，但他在考察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在美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以及在论述垄断企业在控制市场和价格方面的具体表现时，就运用了实证分析方法。
与此相似的是，宏观、微观、总量分解等分析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但它们并不排除规范分析。凯恩斯在运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考察时，主要运用实证分析，如说明在何种情况下会发生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在何种情况下会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可以既消除失业，又防止通货膨胀等等，但凯恩斯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趋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所谓“社会哲学”,主张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缩小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的差距，这就属于规范分析的范围了。尽管这在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中并不占主要的地位，但却表明了宏观经济分析与规范分析可以并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也可以结合在一起。此外，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效率的微观经济研究中，也是既有实证分析的部分（如论述经济效率的变动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分析经济效率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等），又有规范分析的部分（如探讨经济效率变动的福利含义，从经济效率的水平来评价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或一种收入分配制度的优劣等）。
即使以数学方法来说，它同样是可以与实证分析方法或规范分析方法并用的。西方经济学家把数学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手段，无论是用于宏观经济分析还是用于微观经济分析，除了主要是用于实证分析而外，也被用于规范分析。西方的福利经济学研究就是数学方法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例子。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外部经济理论、次优理论等，都是微观福利经济学说，都着重于数学方法的运用，但它们同时也属于规范分析的范围。通货膨胀与失业最优交替理论、最优增长与最优储蓄率理论等，则是宏观福利经济学说，也都着重于数学方法的运用，但它们同样是一种规范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