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论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它遭受到不断的修正和发展，同时，也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一些理论缺陷和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现实发展的影响，人们对于依附论的批评一直存在。这种批评有来自于依附论本身内部理论流派之间的批评和发展，也有外在的批评。甚至奇尔科特在《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一书中专门花大篇幅来讨论“依附论是否真的死亡了”这一议题。
从一种学科方法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否认依附论为我们认识当今国际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打破了原来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称为是“第三种声音”。20世纪60年代，依附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取代原先的结构主义理论，说明了这一理论对解释当时的不发达国家情况的适应性。然而，当今主要有两方面对依附论提出例如一种质疑或挑战，其一为一些学者从学理或理论上所做出的批评，其二为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实践给予了依附论一种挑战，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动摇了依附论的一些基本的设想。
依附论所要解决的中心议题的是探讨不发达国家的根源和如何解决这些不平等的发展与依附问题。从上文对依附论的几种理论形态的分析来看，这些理论观点并不能说都是非常全面的，它们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缺陷。拉美经济委员会的中心—外围的论点“忽略了对中心国家政策和特殊需要的深入研讨，错误地把落后归因于传统或封建寡头”，而对于激进主义的依附论者对外因的偏好，这似乎又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美国学者拉西特（Russett）指出，依附论使用一个独立的变量——国际经济的运作——来解释第三世界出现的三种迥然不同的现象：不发达、边缘化和依附性发展。从简单的方法论角度看，任何理论只用一个独立的变量来解释三种相互排斥的结果，这是不科学的。确实如此，依附论只是一种单维度的分析，只是从国际经济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行出发来说明国际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
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上分析，依附论似乎也遭到了挑战。苏联和东欧的变革无疑是对绝大多数依附论坚持者的一个动摇，而冷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弱化以及处境的艰难更是让依附论似乎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论。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卡尔多索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也受到怀疑。总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国际关系的现实都对依附论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从另一方面说，对于现在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而言，不管是加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还是与其隔离，这些都不能保证一国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一国改造自己国家经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战略、财政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是至关重要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瑟尔瓦尔（A.P.Thirlwall）则强调发展中国家运用计划比市场机制更为重要。
当然，谈及这些多对于依附论的批评和批判，并不说明依附论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我们应承认依附论作为一种理论，确实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对于一种理论的认识，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它所提供认识和论证问题的方法。如笔者认为依附论采用了一种结构主义手法，从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理论来说，其主要是强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对于形成一种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依附的意识，阿明认为中心国家是通过一种国际不平等的交换格局，实现和加剧了中心与外围这种国际经济关系。
从本质上看，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依然有效，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是有参考作用的；另一方面，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