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ulian wenxue
这个概念有两种含义：从广义说，是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时代的文学和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时代的文学两者的总称；从狭义说，是指十月革命后苏联时代的文学，或称“苏维埃文学”。本条目论述的是后者，而且主要是论述苏联各民族文学共同的和不同的特征，以及它们形成和发展成为在思想和艺术上基本一致而又各有其民族特色的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的过程。至于苏联各主要民族文学的发展概况，参阅以下各条目:俄罗斯文学、俄罗斯苏维埃文学、乌克兰文学、白俄罗斯文学、格鲁吉亚文学、阿塞拜疆文学、亚美尼亚文学、拉脱维亚文学、立陶宛文学、爱沙尼亚文学、哈萨克文学、吉尔吉斯文学、塔吉克文学、土库曼文学、乌兹别克文学、摩尔达维亚文学等。
十月革命后产生的苏联文学或苏维埃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据1968年统计，苏联文学包含着用72种民族文字写作的各民族的文学，其中42个民族的书写的文学是在十月革命后创制了各自的民族文字以后产生的。苏联各民族的文学各有不同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以及不同的艺术创作的特色；同时它们又有共同的社会政治思想倾向、共同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特征以及共同的发展规律。苏联文学的这些多民族的特点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贯彻执行了列宁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的结果。“苏维埃文学”这个名词是1923年第一次在《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但是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思想和艺术的整体的“苏维埃文学”，不是在十月革命后立即出现，而是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十月革命前俄国境内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状况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境内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各民族文化的结构和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据苏联文学史家的分析，沙俄各民族的文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十月革命前夕，按照它们的社会、思想和艺术的发展状况，并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3种类型：
第 1 种类型的代表是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民族的文学。这些民族在社会性质上处于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主义残余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阶级矛盾的深刻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社会政治思潮的明显的分野，决定了这些民族的文学内部的分化。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倾向，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开辟它们发展的道路。这些民族的先进的文学，常常同民主主义的解放运动，有时也同社会主义的倾向联系在一起，而且吸取了人民群众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丰富的营养和经验。它们在艺术上是最发达的，而在创作思想、艺术风格和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获得了世界声誉，它的美学思想也达到了欧洲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高峰。而在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并同俄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俄罗斯民族的先进的文学对沙俄其他民族的文学发生过不少良好的影响。其他诸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民族，在十月革命前也已经产生了思想、艺术水平相当高的文学，出现了本民族的许多著名的古典作家和杰出作品。这些民族的文学，常常在反抗沙俄的民族压迫和反对本民族内部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同先进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有时也同社会主义的倾向结合起来，并在共同的解放运动中同俄罗斯民族在文学上结成共同奋斗的友好关系，同时，它们在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上又各自保持了固有的特色。但是这些民族在社会制度上尚未顺利地通过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业无产阶级，而还保留着氏族宗法制的社会生活或者半宗法制半封建制的社会生活等等，因而在社会文化方面还比较落后。十月革命以后，这一类型民族的文学所面临的任务是要使彻底的社会主义思想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结合起来，并把后者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心理的高度。
第 2 种类型是沙皇俄国境内在东方、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区的许多民族的文学。这些民族在十月革命前夕在社会性质上处于各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式的社会生活，脱离现代文明，沙皇俄国及本民族剥削阶级和封建官僚的压迫，并竭力要保持它们的“落后不开化状态”等等。所有这一切必然对这些地区民族的文化发展起了阻碍的作用。从19世纪末叶起，特别是在1905至1907年革命的影响下，这些民族发生了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觉醒的高潮。沙俄东方各民族，如乌兹别克、塔吉克、哈萨克、土库曼、奥赛丁、楚瓦什、柯米、雅库特等，在觉醒的过程中产生了民主主义的民族启蒙运动的文化，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作家、政论家、学者。他们向自己的民族进行启蒙工作，帮助他们吸收现代文化，批判保守主义的思想、狂热的宗教信仰以及各种“落后不开化”的表现等等。这些民族的启蒙运动各有特点。有的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潮，在对待民族艺术的任务和形式的态度上接近于保守主义的观点；有的成为民主主义的思潮，对旧文化采取批判态度和在艺术创作上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十月革命后，苏联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了这些落后的民族在社会性质上能够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在文化上则在最短时期内使人民群众吸收现代文明，从民族民主的启蒙思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意识，并形成真正现代的文学艺术。他们更新艺术创作的样式和体裁，如开始创作过去缺乏的长篇小说和剧本，克服诗歌中的封建宫廷诗的传统，而恢复和重新评价古代的文学遗产等等。其中有不少作家在十月革命后掌握了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成为本民族的新的苏维埃文学的奠基人。
第 3 种类型是指在十月革命前在社会性质上还是以氏族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一些民族。这些民族实际上还没有本民族的书写文字，如吉尔吉斯和北高加索、西伯利亚、极北方、远东等地区的某些民族。这些民族的书写文字是在十月革命以后20至30年代才逐步创制的。十月革命以前，这些民族，由于特别落后的历史条件，沙皇俄国的残酷的民族压迫，加上恶劣的地理物质条件等等，有的已经濒临灭种的危机。在这些民族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有条件利用与他们较接近的、有血缘关系和他们所易懂的其他民族的文字，也有些人能有机会在宗教学校中学习，因而受到过一些教育。但是这些民族自己的文化发展的主要源泉是丰富多采而又各具本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学，其中有些特别优秀的作品已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林。这些民族的民间文学的传统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但是它们都表现了本民族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情绪，而与他们的宗法制社会上层的心理和思想大不相同。这种分化也表现在其他的艺术创作中。十月革命以后，这些民族的民间文学财富本身的发展，他们的独特而生动的艺术形式同俄国其他民族的创作经验的结合，以新的文化教育为基础的文学手法的创造等等，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些有利和必要的条件，使这些以前没有书写文字的民族得以参加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行列中去，并在创制了各自的民族文字以后，迅速地发展各自的新文学，在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前进。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苏维埃文学形成的初期阶段，上述各种类型民族原有的社会性质和文化结构上的种种差异，在文学艺术上自然也有相应的显著的反映。不仅在上述几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之间，就是在同一种类型本身内部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差异。但是从十月革命以后，在各种不同类型民族的文学中间，就已经开始发生相似的共同的发展进程。这正是反映了十月革命后各民族面临共同的任务，形成了各民族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的共同规律。而且每一个民族，从比较发达的民族直到刚开始觉醒而走上独立道路的民族，从苏维埃文学开始形成的时期起，就对创建社会主义文学的共同事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但是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实现，而是经历了一段同各种敌对的异己思想和在内部同各种错误的文艺思想倾向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的过程。
十月革命后至20年代前期苏联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十月革命一胜利，苏联党和苏维埃政权立即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定，并采取了各种必要的措施，如扶植和发展各个民族自己的文化艺术，大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学的发展，等等。
但是对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及其文化政策，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拥护和支持的。在沙俄时代就很活跃和成名的资产阶级作家中间，有不少人在十月革命以后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和怀疑者。他们中有些人出于反动的本性和恐惧的心理，仓惶出逃，流亡国外，成为苏维埃政权和新生的革命文学的敌人；其中也有些人后来逐渐觉醒，回返祖国。其他一些留在国内的，对十月革命仍采取敌视的态度，以各种方式，如在自己办的刊物上攻击和毁谤苏维埃政权，有的甚至勾结国外流亡的白卫分子在国内进行破坏活动。苏联党和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从批判他们的反革命思想直到封闭他们的反动报刊，制止他们公开进行反革命宣传，对一些最反动而且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则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手段。
十月革命后，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家的队伍就开始形成。首先是一些在沙俄时代已同革命运动有联系或者参加革命斗争的作家。他们有的以文学创作，有的以政论著作和文学批评活动，对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起了很大作用（如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乌皮特、阿科普扬、卢纳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沙乌米扬等）。其次是十月革命后在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以及从国内战争前线归来的红军战士中因“受到革命的动员和号召”而涌现出来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再有是一些原来具有民主主义思想或民族解放的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些作家的状况比较复杂，他们克服了种种复杂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站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方面来。苏维埃文学就是由各民族的这样一些文学家共同开创和建立起来的。
十月革命后初期到20年代前期，苏联全国各地首先是普遍而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业余文学创作活动。而在前述第2、第3两种类型民族的文化活动中，民间口头文学的创作十分流行，特别是在吉尔吉斯、土库曼等民族中出现了第一批杰出的苏维埃的民间诗人，他们成为本民族劳动人民歌颂十月革命的代言人。
苏维埃政权初期，各民族文学的非常显著的特征是各种不同风格的浪漫主义。这在20年代前期的诗歌创作中显得尤为突出。这些不同的风格不仅表现在各个民族之间（如乌克兰和中亚细亚各民族的诗歌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同一个民族文学内部之中（如俄罗斯的诗人叶赛宁、吉洪诺夫、阿谢耶夫等人之间）。当时风行一时的是革命颂歌、赞美诗、号召性的进行曲、政论鼓动性的诗歌等，它们以充沛的革命激情，用浪漫主义的象征概括的形象，欢呼旧世界的覆灭和新世界的诞生，赞扬起义人民的胜利和与旧世界的决裂等。这是些充分表现了革命的现实性和历史的真实性的完全新颖的诗作，同时从中又可以感觉到《国际歌》、《工人马赛曲》和其他工人歌曲的传统的影响。现实的革命的大动荡导致了悲壮抒情的长诗的产生，其中心主题是起义人民的形象（勃洛克的《十二个》、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亿五千万》、恰连茨的《全长诗》等）。在许多短诗中体现的是革命大风暴、世界大火、未来的朝霞、奔腾飞驰的“红色马”、耕地的铁犁、红旗招展的革命兵团等等的象征性的诗的形象。当时特别流行的还有歌颂列宁的诗和歌曲。
小说是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许多民族早已惯用的文学体裁，而在一些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中，也开始尝试创作这种体裁的作品。十月革命后初期的散文作品和剧本创作中也非常流行浪漫主义的象征、热情洋溢的颂歌式的激情、悲壮的抒情味、直截了当的政论式的宣传鼓动等的手法和风格。到了20年代前期，开始出现对现实作细节描写、但却具有自然主义弊病的特写和中、短篇小说。也有些作品仍然用概括性的浪漫主义化的风格而在题材的处理上用假设性的“结构主义化”的形式来反映现实（如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等）。但是到那时候已经有许多作家努力探索使浪漫主义的激情同真实的细节描写结合起来的方法（如李别进斯基的《一周间》以及谢夫林娜、涅维罗夫等的中篇小说）。特别是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等创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文学树立了出色的典范。诗歌创作也是如此，革命初期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所谓“宇宙式的”和抽象的浪漫主义风格也渐渐消失，而为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所代替，而且在形式上尽量利用各民族特有的传统。在东方、外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各民族和在第 1种类型的民族中，有些诗作就是接近于民间文学传统的杰作。有些杰出的诗歌革新者没有丧失浪漫主义的激情，而是把它溶化到更接近于现实生活的另一种风格形式中去，形成了所谓从“天上”到“地上”的浪漫主义的诗歌运动。所以，在十月革命后初期，苏维埃文学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因素就已经为它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建立了基础。
20年代后期苏联各民族文学的发展20年代后期，苏联国内新的形势和社会生活促使文学相应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民族的文学创作从艺术的抽象的象征手法过渡到具体的富有社会意义的人物性格的塑造，从对旧世界的无情揭露过渡到对与新的生活现象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旧世界的遗产进行客观的分析批判。从20年代中期起，在许多民族的文学中开始出现了创作大型散文作品长篇小说的热潮。在一些缺乏散文创作传统的民族中，也开始了特写、中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创作活动。由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过程和社会生活状况不尽相同，它们的散文创作也各有比较集中的特定的主题。如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民族的作家比较集中地描写革命前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进化和精神上的重新武装；中亚细亚、高加索和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区各民族的散文作家在有数十种之多的题材的作品中特别尖锐地提出了妇女精神上解放的问题；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民族的散文作品比较注意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在格鲁吉亚文学中许多有关家庭问题的作品中表现了同新生活格格不入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精神空虚；也有些民族的小说探讨了深刻的道德哲理问题等等。在各民族以互不相同的生活素材为基础的散文作品中创造了苏维埃多民族文学的最主要的传统之一：真实地表现革命人民的斗争和革命中产生的新人（如法捷耶夫的《毁灭》、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戈洛夫科的《布里扬》、乔尔内的《土地》、伊勃拉吉莫夫的《深根》等）。
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长篇历史小说和史诗式的长篇小说，其中有些以沙俄时代的社会历史为题材(如福尔什、恰佩金、特尼扬诺夫、洛尔德基帕尼泽、比亚杜利亚等人的作品)，有的描写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艰苦复杂的斗争（如肖洛霍夫开始写作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头两部、雅库布·柯拉斯的三部曲《在十字路口》等），其中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高尔基的长篇小说：自传体三部曲、《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些煌煌巨著都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和各不相同的特色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斗争。
20年代的戏剧创作表现的主题是理解了革命真理而成为革命者的人们的高尚的道德思想（如符·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14－69》、特列尼约夫的《柳波芙·雅罗瓦娅》以及弗·基尔尚、米·库利什、伊·米基琴科、贾巴尔雷、哈·哈姆扎等人的剧本）。这些剧本标志着多民族的苏维埃戏剧走上了新的阶段。
历史性史诗的因素在诗歌中也兴盛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如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和《好！》。此外，以情节性和抒情性结构为独特风格的长篇史诗也层出不穷（如俄罗斯诗人巴格里茨基、阿谢耶夫、叶赛宁、谢尔文斯基等；白俄罗斯诗人扬卡·库帕拉、雅库布·柯拉斯等；哈萨克诗人萨·谢夫林、伊·占苏古罗夫等）。描写人民和革命的抒情诗的创作也大为活跃。
与此同时，各民族的风格各不相同的讽刺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戏剧）中非常流行的主题是嘲笑旧的资产阶级世界，批判社会生活和人们意识中旧时代的残余，反对小市民习气、腐化堕落、官僚主义等等的坏风气（如马雅可夫斯基、阿·法依科、康·克拉皮瓦、德·杰米尔契扬等的诗歌；左琴科、伊里夫和彼得罗夫、奥·维什尼亚等的讽刺小说等）。而在东方、西伯利亚、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各民族的特写和小说中，批判旧的生活方式、抨击反人道的道德传统和破除宗教迷信等成为主要的题材之一（如乌兹别克、土库曼、布里亚特、阿布哈兹、卡巴尔达、卡拉恰依等民族的作品）。
十月革命至30年代初期苏联文学界的思想斗争从十月革命到20年代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的形成时期，文学创作蓬勃发展，文艺思想非常活跃，同时艺术观点很不一致，思想斗争也很激烈。这首先表现在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的兴起和各种文学团体与集团的产生（其中有些是在十月革命前兴起和产生的）。这些流派和集团纷纷发表宣言和纲领，提出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而且不仅在它们相互之间，即在它们内部，都有意见分歧，因此引起了持续不断的激烈的争论，其中有许多争论涉及创作和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对于探索苏维埃文学的发展道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这些争论也常常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表现了知识界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某些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当时的文学流派和集团中，有些是以不关心政治和思想而强调所谓“独立”、“自由”的艺术为宗旨的，如俄罗斯的意象派、“谢拉皮翁兄弟”，乌克兰的“新古典主义派”、“无产阶级自由学院派”，格鲁吉亚的“学院派”，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文学社”等。有些集团，如乌兹别克的“恰加塔依座谈会”、哈萨克的“阿尔卡小组”等，它们宣扬非政治倾向的美学观，歌颂本民族过去时代的“伟大”，推崇古代语言和诗的形式的“纯美”。这些流派和集团的某些观点常常被一些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还有些集团是表现了“左”的艺术观和形式主义的艺术“革新”的，那就是未来派和构成主义的各派组织。这主要在俄罗斯（如“列夫”、“莱夫”、“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等），同时在乌克兰、亚美尼亚、鞑靼等民族文学中也有它的分支派别和组织。
在苏维埃文学形成时期起了重大影响的文学团体是：十月革命初期和内战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20年代前期的“岗位”派，也称为前期“拉普”派；20年代后期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此外，还有农民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协会等组织。“无产阶级文化”派、“岗位”派和“拉普”派在组织作家队伍和开展文学创作活动方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们也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有益于苏维埃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的东西。但是在它们的一些口号、纲领和评论中却有严重的错误，主要是：在理论上和创作上对艺术采取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态度，对各民族文学独有的特殊的传统和经验以及对各民族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加以全盘否定或估计不足，甚至把它们看成是对社会主义新艺术有害的或者无用的东西。对待所谓“同路人”的作家，它们采取了不信任和排斥的宗派主义态度。
苏联党对这些流派和组织的方针是：不承认任何一个文学集团垄断文坛的权利。凡是在思想上拥护和靠拢苏维埃政权的作家和能更多地团结这样的作家的组织，党都给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而对于错误的思想和艺术倾向则给以严肃的批评和引导。党在领导文艺工作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这表现在列宁的一些言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关于宣传鼓动、报刊、出版工作的决议中。此外，苏联党的中央还在1920年12月1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在1924至1925年间召集部分作家举行座谈会，讨论党的文艺政策问题。1925年6月18日又作出了《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党中央通过党的报刊批评了“拉普”在组织和艺术问题上的错误。1932年4月23日发表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宣布解散“拉普”和其他文学团体，而于1934年8月成立了全国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
30年代前期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的形成到30年代前期，正是工业化蓬勃发展和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文学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各民族的文学一方面继续保持和发扬各自的民族传统和艺术特色，另一方面它们相互之间的共同性的特征越来越显著，前述几种不同类型民族的文学之间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原有的差异渐渐减少，而变成越来越接近和相类似。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相联系更加密切，如各民族的作家相互之间的来往、各民族文学作品相互的翻译介绍等。各民族文学的作家队伍也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些作家起初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不理解，一度被旧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观所束缚而不能紧跟时代的潮流前进；有些作家在20年代初期对新经济政策发生过怀疑和动摇，为复杂的现实中出现的阴暗面而惊慌失措，产生了悲观绝望的情绪，似乎以为“革命失败”，“理想破灭”。经过党的政策的教育和引导以及作家对新的革命的现实生活的亲身体会，他们大多数逐渐克服了自己原有的弱点和错误，积极地投身到苏维埃文学创作活动中去，其中有些作家还在艺术上有所革新创造。至于那些所谓“同路人”作家，也有很大变化，他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取得了新的进展，成为苏维埃作家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1934年4月举行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是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从30年代初到大会召开前夕，苏联文学界对文学创作和理论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大会上则对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取得了基本上一致的认识。因此，苏联文艺学界一般认为，到30年代中期，正如高尔基在这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时说的那样，“我们所有民族的各个种族的文学成为统一的整体出现了”。
